第077章 皇帝要花钱
“……三年归梦，两眼乡愁。愁肠百转，悔不当初。矗立南望，极目千里，消凝怅望，时时自语。清泪满，萧萧华盈头……岁月如奔箭，屈指又一春，雁过寒云草叶黄，愚民塞外尽思乡……愁旧花溅泪，悔昔鸟惊心……
马嘶大漠明剑戟，誓斩楼兰献未央……流民本是农桑客，只念春深欲种田。”
李琅求贺知章代呈皇帝的这份奏章的措辞似乎有些煽情。
李琅重点强调清江村村民背井离乡后对当年之事的深切悔恨，寄身塞外草原时的刻骨思乡，以及誓用“斩楼兰”的功劳献于君王，以赎当年之罪，并明确表示别无他求，只想回到中原故国种田。
奏章却刻意淡化了当年违抗皇命，和现今大胆劫持静和公主，擅自出击突厥王庭的诸多欺君之罪。
李琅这么说，完全是出于自保，李琅总不能自己强调自己有罪吧，那不是没事找抽嘛。
当然，李琅之所以敢于向皇帝如实禀告回归计划，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有恃无恐。
李琅几乎可以肯定，以他攻灭后突厥的显著功劳，皇帝即使不封赏他，至少也不会杀他。
因为皇帝应该十分清楚：杀害一个刚刚立下汗马功劳、声名传遍京畿地区的功臣，会严重影响他的道德声誉，让边关将士和士民百姓寒心，进而危及他的统治根基。
不过，皇帝不杀李琅，却有可能会无视清江村流亡村民的正当要求，甚至不但不许流亡村民回乡，反而让契丹汗帐出兵杀死这些村民。
为了皇家的利益和尊严，不能排除皇帝会这么做。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李琅并没让清江村村民随同他一起回京，反而让他们赶着牛羊全部北迁入室韦塞曷支部，让他们预先离开契丹人的地盘。
室韦人居于契丹以北的广漠区域。呼伦贝尔高原一带，俱伦泊湖四周，包括后世的库页岛，都有室韦人活动。不过室韦人的社会制度很低级。
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大唐是封建制，契丹好歹也是个奴隶制，而室韦人却还呆在原始公社阶段晃悠。
室韦人没有可汗，部落领称作“莫贺弗”。他们虽然部落众多，却是零星撒落，一盘散沙，在唐代名不见经传。
但室韦人的后代非常威风：后来名震亚欧大6的蒙古，即是室韦蒙兀部西迁后展形成。
室韦人跟大唐之间隔着突厥和契丹，与唐并无直接军事冲突，但长期处在西部的突厥王庭统治之下，突厥可汗派遣“吐屯”统治室韦，在室韦强掠青壮，强征牛羊，室韦人因此十分痛恨突厥。
所以当李琅、刘子陵跟塞曷支部落的领哈昆商量用三千头牛羊交换一支2oo室韦骑兵的指挥权，并声称能够攻灭突厥王庭，为室韦人一雪前耻时，头脑没有中原人那么多弯弯绕的哈昆当即便让他的一个儿子领兵前来相助。
李琅在攻灭突厥王庭后，已经按约从缴获的牛羊中分出三千头，在后世外蒙古境内交给了室韦人。
……
昨日，经过玄元老道事先打了“预防针”后，李隆基看到李琅那份奏章时，心里并没有多大的愤怒，也不准备降罪于清江村村民，他反而生出一种猜测得到证实后的小得意。
皇帝的自信再次得到满足：尽管年纪渐长，但大唐乾坤仍在他的袖中，没有人能逃过他的双眼。
唐玄宗曾经是一个能够明白民生多艰的皇帝，开元年间治蝗之时，他当着百官的面说过一句话：
“蝗虫食民之五谷，如食朕之肺腑。”
先不管李隆基说这句话是不是在逢场作秀，光看李隆基以一个皇帝的身份，却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就说明他心中多少还是有点“民生”的概念，懂得由民生联系到家国朝廷。
古代君王虽多，但能够真正认识到“民为邦本”的也就只有杨坚、李世民等寥寥数人而已。也正是因为他们能够或多或少地认识到这一点，才使中国走上了五千年历史上的最高峰：隋唐。
李隆基看了奏章后，在怎么处置和封赏李琅这件事情上，他由李琅的流民身份想到了自己的享乐需求上来。
“流民”和“享乐”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甚至还是完全相反的两件事。
但皇帝把它们联系到一起，却不是突奇想，而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原因，里面还夹杂着一个人，一个皇帝曾经非常倚重的人。
……
现在的李隆基想要享乐，想要养美人，想要宴乐歌舞，想要大肆赏赐爱妃宠臣……
史载，天宝年间，唐玄宗“恣行宴乐、衽席无别，不以为耻”。
这是唐玄宗自开元二十九年得到杨玉环后，在宫中和杨玉环及她的三个姐姐：韩国夫人、秦国夫人、虢国夫人共同鬼混的真实写照。史称“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为姨，出入宫掖，并承恩泽，势倾天下。”
《资治通鉴》称这三位国夫人家里“竞开第舍，极其壮丽，一堂之费，动逾千万；既成，见他人有胜己者，辄毁而改为。虢国尤为豪荡。”
这种奢靡无度的情形，连杜甫这样的老实人也实在看不过眼了，老杜气愤之下，喝了几杯小酒，壮着胆子写诗讥斥虢国夫人“淡扫蛾眉朝至尊”。
当然，老杜要是没喝酒，他绝对不敢这么说。
美人们花费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都是唐玄宗不吝赏赐的。那唐玄宗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大唐国库。
国库里的钱又哪能随便就拿得出来，要知道，大唐国库的开支日益庞大。别的不算，先算算军费开支。
据《资治通鉴》记载，开元初，军费开支只有二百万贯，而到开元末年，却猛增到一千万贯。天宝元年，兵费开支是布匹一千二百万匹，粮食一百九十万斛，也相当于一千万贯。天宝末年，又在一千万贯的基础上增加了四五百万贯。
国库在入不敷出，哪还有余钱给皇帝大手大脚地乱花一气。
如果张说、张九龄在相，李隆基想这样干，那是断断行不通的，他们不但要拼死力谏，而且也不会给李隆基这么多钱任他肆意挥霍。
因为，由于担心皇帝胡乱花钱，以致国力枯涸，勤俭养民的太宗皇帝早就定下制度：皇帝从国库中拿钱，必须通过宰相准许。这是大唐不可动摇的国策之一。
马嘶大漠明剑戟，誓斩楼兰献未央……流民本是农桑客，只念春深欲种田。”
李琅求贺知章代呈皇帝的这份奏章的措辞似乎有些煽情。
李琅重点强调清江村村民背井离乡后对当年之事的深切悔恨，寄身塞外草原时的刻骨思乡，以及誓用“斩楼兰”的功劳献于君王，以赎当年之罪，并明确表示别无他求，只想回到中原故国种田。
奏章却刻意淡化了当年违抗皇命，和现今大胆劫持静和公主，擅自出击突厥王庭的诸多欺君之罪。
李琅这么说，完全是出于自保，李琅总不能自己强调自己有罪吧，那不是没事找抽嘛。
当然，李琅之所以敢于向皇帝如实禀告回归计划，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有恃无恐。
李琅几乎可以肯定，以他攻灭后突厥的显著功劳，皇帝即使不封赏他，至少也不会杀他。
因为皇帝应该十分清楚：杀害一个刚刚立下汗马功劳、声名传遍京畿地区的功臣，会严重影响他的道德声誉，让边关将士和士民百姓寒心，进而危及他的统治根基。
不过，皇帝不杀李琅，却有可能会无视清江村流亡村民的正当要求，甚至不但不许流亡村民回乡，反而让契丹汗帐出兵杀死这些村民。
为了皇家的利益和尊严，不能排除皇帝会这么做。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李琅并没让清江村村民随同他一起回京，反而让他们赶着牛羊全部北迁入室韦塞曷支部，让他们预先离开契丹人的地盘。
室韦人居于契丹以北的广漠区域。呼伦贝尔高原一带，俱伦泊湖四周，包括后世的库页岛，都有室韦人活动。不过室韦人的社会制度很低级。
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大唐是封建制，契丹好歹也是个奴隶制，而室韦人却还呆在原始公社阶段晃悠。
室韦人没有可汗，部落领称作“莫贺弗”。他们虽然部落众多，却是零星撒落，一盘散沙，在唐代名不见经传。
但室韦人的后代非常威风：后来名震亚欧大6的蒙古，即是室韦蒙兀部西迁后展形成。
室韦人跟大唐之间隔着突厥和契丹，与唐并无直接军事冲突，但长期处在西部的突厥王庭统治之下，突厥可汗派遣“吐屯”统治室韦，在室韦强掠青壮，强征牛羊，室韦人因此十分痛恨突厥。
所以当李琅、刘子陵跟塞曷支部落的领哈昆商量用三千头牛羊交换一支2oo室韦骑兵的指挥权，并声称能够攻灭突厥王庭，为室韦人一雪前耻时，头脑没有中原人那么多弯弯绕的哈昆当即便让他的一个儿子领兵前来相助。
李琅在攻灭突厥王庭后，已经按约从缴获的牛羊中分出三千头，在后世外蒙古境内交给了室韦人。
……
昨日，经过玄元老道事先打了“预防针”后，李隆基看到李琅那份奏章时，心里并没有多大的愤怒，也不准备降罪于清江村村民，他反而生出一种猜测得到证实后的小得意。
皇帝的自信再次得到满足：尽管年纪渐长，但大唐乾坤仍在他的袖中，没有人能逃过他的双眼。
唐玄宗曾经是一个能够明白民生多艰的皇帝，开元年间治蝗之时，他当着百官的面说过一句话：
“蝗虫食民之五谷，如食朕之肺腑。”
先不管李隆基说这句话是不是在逢场作秀，光看李隆基以一个皇帝的身份，却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就说明他心中多少还是有点“民生”的概念，懂得由民生联系到家国朝廷。
古代君王虽多，但能够真正认识到“民为邦本”的也就只有杨坚、李世民等寥寥数人而已。也正是因为他们能够或多或少地认识到这一点，才使中国走上了五千年历史上的最高峰：隋唐。
李隆基看了奏章后，在怎么处置和封赏李琅这件事情上，他由李琅的流民身份想到了自己的享乐需求上来。
“流民”和“享乐”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甚至还是完全相反的两件事。
但皇帝把它们联系到一起，却不是突奇想，而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原因，里面还夹杂着一个人，一个皇帝曾经非常倚重的人。
……
现在的李隆基想要享乐，想要养美人，想要宴乐歌舞，想要大肆赏赐爱妃宠臣……
史载，天宝年间，唐玄宗“恣行宴乐、衽席无别，不以为耻”。
这是唐玄宗自开元二十九年得到杨玉环后，在宫中和杨玉环及她的三个姐姐：韩国夫人、秦国夫人、虢国夫人共同鬼混的真实写照。史称“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为姨，出入宫掖，并承恩泽，势倾天下。”
《资治通鉴》称这三位国夫人家里“竞开第舍，极其壮丽，一堂之费，动逾千万；既成，见他人有胜己者，辄毁而改为。虢国尤为豪荡。”
这种奢靡无度的情形，连杜甫这样的老实人也实在看不过眼了，老杜气愤之下，喝了几杯小酒，壮着胆子写诗讥斥虢国夫人“淡扫蛾眉朝至尊”。
当然，老杜要是没喝酒，他绝对不敢这么说。
美人们花费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都是唐玄宗不吝赏赐的。那唐玄宗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大唐国库。
国库里的钱又哪能随便就拿得出来，要知道，大唐国库的开支日益庞大。别的不算，先算算军费开支。
据《资治通鉴》记载，开元初，军费开支只有二百万贯，而到开元末年，却猛增到一千万贯。天宝元年，兵费开支是布匹一千二百万匹，粮食一百九十万斛，也相当于一千万贯。天宝末年，又在一千万贯的基础上增加了四五百万贯。
国库在入不敷出，哪还有余钱给皇帝大手大脚地乱花一气。
如果张说、张九龄在相，李隆基想这样干，那是断断行不通的，他们不但要拼死力谏，而且也不会给李隆基这么多钱任他肆意挥霍。
因为，由于担心皇帝胡乱花钱，以致国力枯涸，勤俭养民的太宗皇帝早就定下制度：皇帝从国库中拿钱，必须通过宰相准许。这是大唐不可动摇的国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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