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七章 风起四川(二）
蒲殿俊、邓孝可等人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门口开始散发铅印的《川人自保商榷书》，后以传单形式多方散布，内称：“今因政府夺路劫款，转送外人，激起我七千万同胞幡然觉悟。两月以来，其团结力、坚韧力、秩序力，中外罕见。”并呼吁全省“各厅州县城议事会集议，选定殷实精壮子弟多至百人，少至六十名，作为临时团丁，分批轮训，驻官署官局，以便保护。”民主党立宪派人士打算利用当前民愤，继续向地方官员和朝廷施压，以迫使其让步。
3月2日在致内阁的电文中赵尔撰仍旧力主协商解决：“此事非和平集激烈，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如不准所请，则变生顷刻，势不得不用兵力剿办，成败利钝，实不能臆计。至全国受其牵动，尤为尔撰所不敢任咎。”在这里，赵尔撰已经意识到四川事件有波及全国的危险性。
但是在实际应对中，总督没有再坚持和平解决的办法。3月7日，保路同志会代表率同数万人赴总督府陈请阻止端方入蜀，“赵督未允代表，众即言词激烈众即言词激烈，赵督当场喝令狙击”，并拘捕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川路公司股东会长颜楷、张澜，保路同志会会员邓孝可等9人，愤怒的商民潮水般涌向总督府，要求释放蒲、罗诸人，赵尔撰下令对商民开枪，屠杀“若干人，并以骑兵冲突人丛，死伤颇多”，制造出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事发当日，国民党成会员龙鸣剑立即潜出城外，与其他同盟会员裁出木片数百，书上“赵尔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军速起自救自保”，并将之投入锦江水中，顺流而出，一日不到，川西南民众闻讯，同盟会及其影响下的哥老会立即发动了同志军起义——3月8日，武装起义的枪声首先在成都打响，同志军大起义由此引发。
巴蜀大地风雷激荡。
民主党等立宪派人士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恢复局势，蒲殿俊、罗伦等人在总督府与赵尔撰进行了紧急磋商，最终总督以“对于匪事绝无干涉”为由将他们释放。他们立即发出《哀告全川伯叔兄弟》书，称武装暴动是社会的“祸毒”，规劝同志军放下武器，息事归农。但是局势已不在立宪派的掌控之中，他们的声音完全被淹没。
对于载方的延宕不前，政启极端愤怒，遂舍近求远，于3月日让远在武汉的岑春煊带兵入川应对，谕称：“湖广总督岑春煊，威望素著，前任四川总督，熟悉该省情形。着即前往四川，会同赵尔撰办理剿抚事宜。岑春煊向来勇于任事，不解劳瘁，即着由武汉，即刻启程，毋稍迟延。”
这个决议，是处理四川保路风潮过程中清庭最为明智的一次选择。朝廷之所以起用岑春煊入川，是因岑任四川总督期间，政绩卓著，于商民中颇有威望。川籍京官纷纷致电岑春煊，表达了对他入川的支持，希望岑春煊能力挽狂澜，“上纾朝廷之忧，下拯川民之厄。”因四川局势发展的方向超出立宪派的原来的计划范围，对于岑春煊的入川，重庆商民、团体更是屡次向其发出请求电文：“岑帅奉命入川，群情欢跃，······恳设法急解川危”，更有“川中父老子弟望公如慈母，仰公如云霓，无论如何必当力疾一行，以慰川民”的恳切之言。
但是赵尔丰在这个时候却极力反对岑春煊入川，以“岑并非地方官，身未到川而已先期发寄告示，指授机宜，并不与督臣会办”为由不予合作。赵尔撰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一来是出于私利，不愿落得王人文同样的下场，终被朝廷弃用；二来他也许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自己还有可能处理危机。
而在赴川途中的载方本就与岑春煊有政见和利益之分，加之此次岑领旨入川，而旨中又撇开载方不提，载方更是悻悻不安。
事态紧急之时，不但朝庭各机构没能协调一致商讨出稳妥的处理办法，即使得出权宜之计，派素有威望的岑春煊入川处理，也未能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如此一来，平息四川武装起义，清庭丧失了最后一次机会。
各地纷纷起而响应成都起义，革命烈火迅速燃遍整个巴蜀大地。3月28日，由国民党成员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荣县军政府成立，为保路运动向何处去指明了发展方向。随后，四川各州县相继独立，建立军政府。赵尔撰在早期进行“改土归流”等少数民族改革政策时，虽政绩颇丰，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作出了贡献，但其强硬政策也引发了少数民族人民的不解和反抗，加之上层阶级从中挑拨，此时又受同志军武装起义影响，遂之引发四川境内羌藏人民激烈的反清斗争。
大清帝国的统治在四川被撕开了一个大大的口子。
革命党在四川的起义牵制了清廷大量兵力，为刘飞扬率新军起义乃至胜利都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有力支援。
为了镇压日趋激烈的四川起义，清政府慌乱中从粤、鄂、湘、黔、滇、陕等六省调集大批新军部队入川助剿，削弱了这些省的军事力量。在奉调入川的六省军队中，尤以湖北兵力最多、枪械最精，有载方先率军的湖北第三十师第二旅，后由岑春煊率兵的第三十师第一旅第一、二团，计5000余人，毛瑟枪4000余枝，另有军需辎重若干。这就为湖北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大大减轻了军事上的压力，武汉起义也正是在此条件下爆发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07年4月11日，即武汉起义的第二日，湖北革命政府成立。
清庭的铁路国有政策最终失败了，清王朝也引火烧身，随之崩溃。
“新政”期间所推行的铁路国有政策，一方面使刘飞扬和革命派找到了合作的共同契机，在事实上的组成了反对朝庭的联合阵线。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革命派鼓动的保路运动，瞬息之间席卷了长江中游各省，彻底使政启的统治乱了阵脚。朝庭对全国政局的控制力度之弱昭然若揭，“气数将竭”的声音传遍了大江南北。
“大革命”无疑是晚清多种社会矛盾与清庭昏聩统治酝酿多年的必然结果，也是由于政启的“控驭无方”，才使它来得既显得突兀，又带有某种“戏剧性”的色彩。最重要的是刘飞扬在暗中支持革命派的行为，同时挑起民众与朝庭之间的矛盾，使清王朝在短短两三年之间，“新政”改革的局面被彻底毁坏、清庭的统治构架便全体溃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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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在致内阁的电文中赵尔撰仍旧力主协商解决：“此事非和平集激烈，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如不准所请，则变生顷刻，势不得不用兵力剿办，成败利钝，实不能臆计。至全国受其牵动，尤为尔撰所不敢任咎。”在这里，赵尔撰已经意识到四川事件有波及全国的危险性。
但是在实际应对中，总督没有再坚持和平解决的办法。3月7日，保路同志会代表率同数万人赴总督府陈请阻止端方入蜀，“赵督未允代表，众即言词激烈众即言词激烈，赵督当场喝令狙击”，并拘捕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川路公司股东会长颜楷、张澜，保路同志会会员邓孝可等9人，愤怒的商民潮水般涌向总督府，要求释放蒲、罗诸人，赵尔撰下令对商民开枪，屠杀“若干人，并以骑兵冲突人丛，死伤颇多”，制造出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事发当日，国民党成会员龙鸣剑立即潜出城外，与其他同盟会员裁出木片数百，书上“赵尔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军速起自救自保”，并将之投入锦江水中，顺流而出，一日不到，川西南民众闻讯，同盟会及其影响下的哥老会立即发动了同志军起义——3月8日，武装起义的枪声首先在成都打响，同志军大起义由此引发。
巴蜀大地风雷激荡。
民主党等立宪派人士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恢复局势，蒲殿俊、罗伦等人在总督府与赵尔撰进行了紧急磋商，最终总督以“对于匪事绝无干涉”为由将他们释放。他们立即发出《哀告全川伯叔兄弟》书，称武装暴动是社会的“祸毒”，规劝同志军放下武器，息事归农。但是局势已不在立宪派的掌控之中，他们的声音完全被淹没。
对于载方的延宕不前，政启极端愤怒，遂舍近求远，于3月日让远在武汉的岑春煊带兵入川应对，谕称：“湖广总督岑春煊，威望素著，前任四川总督，熟悉该省情形。着即前往四川，会同赵尔撰办理剿抚事宜。岑春煊向来勇于任事，不解劳瘁，即着由武汉，即刻启程，毋稍迟延。”
这个决议，是处理四川保路风潮过程中清庭最为明智的一次选择。朝廷之所以起用岑春煊入川，是因岑任四川总督期间，政绩卓著，于商民中颇有威望。川籍京官纷纷致电岑春煊，表达了对他入川的支持，希望岑春煊能力挽狂澜，“上纾朝廷之忧，下拯川民之厄。”因四川局势发展的方向超出立宪派的原来的计划范围，对于岑春煊的入川，重庆商民、团体更是屡次向其发出请求电文：“岑帅奉命入川，群情欢跃，······恳设法急解川危”，更有“川中父老子弟望公如慈母，仰公如云霓，无论如何必当力疾一行，以慰川民”的恳切之言。
但是赵尔丰在这个时候却极力反对岑春煊入川，以“岑并非地方官，身未到川而已先期发寄告示，指授机宜，并不与督臣会办”为由不予合作。赵尔撰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一来是出于私利，不愿落得王人文同样的下场，终被朝廷弃用；二来他也许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自己还有可能处理危机。
而在赴川途中的载方本就与岑春煊有政见和利益之分，加之此次岑领旨入川，而旨中又撇开载方不提，载方更是悻悻不安。
事态紧急之时，不但朝庭各机构没能协调一致商讨出稳妥的处理办法，即使得出权宜之计，派素有威望的岑春煊入川处理，也未能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如此一来，平息四川武装起义，清庭丧失了最后一次机会。
各地纷纷起而响应成都起义，革命烈火迅速燃遍整个巴蜀大地。3月28日，由国民党成员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荣县军政府成立，为保路运动向何处去指明了发展方向。随后，四川各州县相继独立，建立军政府。赵尔撰在早期进行“改土归流”等少数民族改革政策时，虽政绩颇丰，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作出了贡献，但其强硬政策也引发了少数民族人民的不解和反抗，加之上层阶级从中挑拨，此时又受同志军武装起义影响，遂之引发四川境内羌藏人民激烈的反清斗争。
大清帝国的统治在四川被撕开了一个大大的口子。
革命党在四川的起义牵制了清廷大量兵力，为刘飞扬率新军起义乃至胜利都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有力支援。
为了镇压日趋激烈的四川起义，清政府慌乱中从粤、鄂、湘、黔、滇、陕等六省调集大批新军部队入川助剿，削弱了这些省的军事力量。在奉调入川的六省军队中，尤以湖北兵力最多、枪械最精，有载方先率军的湖北第三十师第二旅，后由岑春煊率兵的第三十师第一旅第一、二团，计5000余人，毛瑟枪4000余枝，另有军需辎重若干。这就为湖北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大大减轻了军事上的压力，武汉起义也正是在此条件下爆发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07年4月11日，即武汉起义的第二日，湖北革命政府成立。
清庭的铁路国有政策最终失败了，清王朝也引火烧身，随之崩溃。
“新政”期间所推行的铁路国有政策，一方面使刘飞扬和革命派找到了合作的共同契机，在事实上的组成了反对朝庭的联合阵线。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革命派鼓动的保路运动，瞬息之间席卷了长江中游各省，彻底使政启的统治乱了阵脚。朝庭对全国政局的控制力度之弱昭然若揭，“气数将竭”的声音传遍了大江南北。
“大革命”无疑是晚清多种社会矛盾与清庭昏聩统治酝酿多年的必然结果，也是由于政启的“控驭无方”，才使它来得既显得突兀，又带有某种“戏剧性”的色彩。最重要的是刘飞扬在暗中支持革命派的行为，同时挑起民众与朝庭之间的矛盾，使清王朝在短短两三年之间，“新政”改革的局面被彻底毁坏、清庭的统治构架便全体溃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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