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六章 风起四川（一）
到这个时候，事态并不是没有松动的可能。因为川籍在京官员以及大量御史开始纷纷上书言事，请求朝廷慎重；另一方面英国驻四川领事也电告京师公使馆，英国有关人士建议把川路列入支路范围，准予民间商办。
皇帝政启陷入犹豫之中，“对各省干路收归官办亦颇为疑虑”，“曾屡次谕交枢臣妥筹办法”。事处无计可筹之时，政启忽准内阁总理大臣拿出妥筹办理之方，以防酿成祸变，但此时的内阁更把责任推到盛宣怀一人身上，摆出无计可施的姿态。
督办铁路大臣载方、湖广总督岑春暄等大臣又接连上书弹劾赵尔撰督办不力，指责他“违抗朝旨，恫喝挟持，无所不有”。盛宣怀的幕僚周祖佑在谈到川督态度给四川保路运动带来的影响时说，“设当时行政长官稍加禁遏，当不至此。乃至护院（指王人文）畏其锋势，一味姑容，······致路事风潮至今尤未平静。”
赵尔撰面临着政治重压，事态的发展更加让他感到不安。
与此同时，争路争款风潮继续扩大，很快发展到140多个县，参加保路同志会的各地人士达数万人，成立同志会的县达64个。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的4万工人也举行了抗议，保路同志会成立20天后，会员名册已不下10万人。以至于当年秋冬之间，保路同志会遍布全川。四川总督赵尔撰惊呼“兵警弹压为难”。
局势进一步走向失控的边缘，朝庭已经得到各方面的呈报，巴蜀危急。
在边地历练多年的赵尔撰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势不可挡的民情。他试图进一步采取协商的手段，频与绅商首领接触，会商解决罢市罢课、抗粮抗捐问题，并表示“彼此须同心协力，大家商量。诚恐轻易决裂，反至不可收拾。我总当竭力维持”。
2月27日至3月4日，朝庭接连4次严饬赵尔撰使用强硬手段，但赵仍以兵力不足且士兵多系川籍、恐酿激变为由抗谕不遵。
3月1日，赵尔撰又两次会同成都将军玉崐等人要求内阁弹劾盛宣怀，并提醒朝庭：“现在大局如此，即不提出修改合同，已有万难履行之势。”
赵尔撰与王人文作为地方官员，对于情势的把握最为直观，向朝廷提出妥协主张，是十分必要和清醒的。但是朝庭的官员从全局出发，希望用铁腕压制逐渐失控的四川局势，以免引起连锁反应。
四川总督与朝庭仍在就处理意见僵持着。
彭山和中江已出现了零星的暴动，这表明武装起义的波涛已经慢慢袭来。
实际上，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早已经在悄然进行。1月份，在国民党成员秦载赓的推动下，川东南哥老会四方九成团体首领在新津会议，“承谋举义”。2月4日，国民党又发起召开资州罗泉井会议，决定改同志会为同志军，议定3中旬各地同时起事。至此，革命党人取得了保路运动的领导权。革命党人还看准时机策动地方士绅领导下的民团参加到保路运动中来。
早在1905年，孙中山在刘飞扬授意下，就派遣川籍国民党成员回川领导革命事业，1905年，黄兴则邀请哥老会首领佘竟成赴宁，在孙中山的亲自劝说下，加入国民党，并令其回川发动武装暴动。以哥老会为代表的众多会社力量一直是潜藏在民间的一股强大势力，多以“反清复明”为会社宗旨。主张共和的革命党与主张“反清复明”的会社力量的结合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
加入同志会、联络哥老会是刘飞扬亲自制定，由孙中山组织的行动策略。虽然国民党成员们亲自领导的彭县、江安、成都、广安的起义先后失败，哥老会策动的泸州、江安、叙州等地暴动也被镇压，但是都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所以在保路运动一开始，刘飞扬就让国民党人就采取了“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的策略，他主张“激扬民气，导以革命”，利用保路同志会作为合法的斗争工具。
1906年5月，国民党人就在成都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开会，商议同盟会在保路运动中的具体方略，最终议决：一、“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而实行鼓动股东大会，组织革命军者同盟”；二、“离间官民，领导民众，拥戴蒲、罗诸人，暴动于省城之中”；三、国民党员分赴各地，“提挈人民，组织民军，共同革命”，“各以数百或数千人，割据州县，或进攻成都，包围于省城之外”。
保路运动进一步向革命的方向发展。
在保路运动中，民主党为了壮大势力，也有意联络哥老会，民主党中的一些人本来就和哥老会有较为密切的联系。罗纶的父亲是川北一带有名的哥老会首领，罗纶本人又在保路运动中颇有影响，因而他在哥老会中有很高的号召力。他曾动员多名哥老会首领参加保路斗争。很多士绅此后因为参加了保路同志会而附带就参加了哥老会，甚至出面领导哥老会进行保路同志会的活动。哥老会也得以在保路同志会公开、合法的名义下活动，其中许多首领成了各地保路同志会的负责人，这些力量的结合引起了朝庭的极大惊恐，认为它“贻患滋大，实与川省人民治安大有关系”。
在保路运动中，民主党等立宪派对革命派及哥老会活动的默许和支持，本是想向清廷施加更大压力，迫使政府在偿还股金的事件中作出更大让步，这在客观上不仅助长了民主党等立宪派的争路声势，也增强了保路运动中的反清力量。一旦条件成熟，这几种社会力量将交织在一起，足以撼动帝国大厦的根基。
面对如此重压，朝廷已对王人文、赵尔撰等川中大吏不再寄予希望。
对于川中的抗议风潮，载方有他自己的看法：“吵商办者，是一班新党，且非真正股东；股东只求保全权利，新党则别受所指。”载方在即受任督办铁路大臣，但他竟多次向政启提出辞呈，几经政启劝慰。载方之所以踌躇不决，是因为铁路国有以及借款合同的签订，他参与不多，面对商民的抗议运动，他不愿这个时候出面去收拾这堆烂摊子。
到了1907年3月12日，政启急命督办铁路大臣载方自湖北带“新军”第三十师入川“查办”，令四川提督田振帮会办，并命赵尔撰严加弹压，试图用高压手段阻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但载方依旧长期滞留，延不入川，直至3月19日——即赵尔撰制造出向抗议商民开枪的“成都惨案”12天后——才只进至宜宾。
载方虽消极应对，但是朝庭的这一决定足以激起更大的反抗浪潮。
消息传来，群情激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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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政启陷入犹豫之中，“对各省干路收归官办亦颇为疑虑”，“曾屡次谕交枢臣妥筹办法”。事处无计可筹之时，政启忽准内阁总理大臣拿出妥筹办理之方，以防酿成祸变，但此时的内阁更把责任推到盛宣怀一人身上，摆出无计可施的姿态。
督办铁路大臣载方、湖广总督岑春暄等大臣又接连上书弹劾赵尔撰督办不力，指责他“违抗朝旨，恫喝挟持，无所不有”。盛宣怀的幕僚周祖佑在谈到川督态度给四川保路运动带来的影响时说，“设当时行政长官稍加禁遏，当不至此。乃至护院（指王人文）畏其锋势，一味姑容，······致路事风潮至今尤未平静。”
赵尔撰面临着政治重压，事态的发展更加让他感到不安。
与此同时，争路争款风潮继续扩大，很快发展到140多个县，参加保路同志会的各地人士达数万人，成立同志会的县达64个。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的4万工人也举行了抗议，保路同志会成立20天后，会员名册已不下10万人。以至于当年秋冬之间，保路同志会遍布全川。四川总督赵尔撰惊呼“兵警弹压为难”。
局势进一步走向失控的边缘，朝庭已经得到各方面的呈报，巴蜀危急。
在边地历练多年的赵尔撰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势不可挡的民情。他试图进一步采取协商的手段，频与绅商首领接触，会商解决罢市罢课、抗粮抗捐问题，并表示“彼此须同心协力，大家商量。诚恐轻易决裂，反至不可收拾。我总当竭力维持”。
2月27日至3月4日，朝庭接连4次严饬赵尔撰使用强硬手段，但赵仍以兵力不足且士兵多系川籍、恐酿激变为由抗谕不遵。
3月1日，赵尔撰又两次会同成都将军玉崐等人要求内阁弹劾盛宣怀，并提醒朝庭：“现在大局如此，即不提出修改合同，已有万难履行之势。”
赵尔撰与王人文作为地方官员，对于情势的把握最为直观，向朝廷提出妥协主张，是十分必要和清醒的。但是朝庭的官员从全局出发，希望用铁腕压制逐渐失控的四川局势，以免引起连锁反应。
四川总督与朝庭仍在就处理意见僵持着。
彭山和中江已出现了零星的暴动，这表明武装起义的波涛已经慢慢袭来。
实际上，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早已经在悄然进行。1月份，在国民党成员秦载赓的推动下，川东南哥老会四方九成团体首领在新津会议，“承谋举义”。2月4日，国民党又发起召开资州罗泉井会议，决定改同志会为同志军，议定3中旬各地同时起事。至此，革命党人取得了保路运动的领导权。革命党人还看准时机策动地方士绅领导下的民团参加到保路运动中来。
早在1905年，孙中山在刘飞扬授意下，就派遣川籍国民党成员回川领导革命事业，1905年，黄兴则邀请哥老会首领佘竟成赴宁，在孙中山的亲自劝说下，加入国民党，并令其回川发动武装暴动。以哥老会为代表的众多会社力量一直是潜藏在民间的一股强大势力，多以“反清复明”为会社宗旨。主张共和的革命党与主张“反清复明”的会社力量的结合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
加入同志会、联络哥老会是刘飞扬亲自制定，由孙中山组织的行动策略。虽然国民党成员们亲自领导的彭县、江安、成都、广安的起义先后失败，哥老会策动的泸州、江安、叙州等地暴动也被镇压，但是都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所以在保路运动一开始，刘飞扬就让国民党人就采取了“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的策略，他主张“激扬民气，导以革命”，利用保路同志会作为合法的斗争工具。
1906年5月，国民党人就在成都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开会，商议同盟会在保路运动中的具体方略，最终议决：一、“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而实行鼓动股东大会，组织革命军者同盟”；二、“离间官民，领导民众，拥戴蒲、罗诸人，暴动于省城之中”；三、国民党员分赴各地，“提挈人民，组织民军，共同革命”，“各以数百或数千人，割据州县，或进攻成都，包围于省城之外”。
保路运动进一步向革命的方向发展。
在保路运动中，民主党为了壮大势力，也有意联络哥老会，民主党中的一些人本来就和哥老会有较为密切的联系。罗纶的父亲是川北一带有名的哥老会首领，罗纶本人又在保路运动中颇有影响，因而他在哥老会中有很高的号召力。他曾动员多名哥老会首领参加保路斗争。很多士绅此后因为参加了保路同志会而附带就参加了哥老会，甚至出面领导哥老会进行保路同志会的活动。哥老会也得以在保路同志会公开、合法的名义下活动，其中许多首领成了各地保路同志会的负责人，这些力量的结合引起了朝庭的极大惊恐，认为它“贻患滋大，实与川省人民治安大有关系”。
在保路运动中，民主党等立宪派对革命派及哥老会活动的默许和支持，本是想向清廷施加更大压力，迫使政府在偿还股金的事件中作出更大让步，这在客观上不仅助长了民主党等立宪派的争路声势，也增强了保路运动中的反清力量。一旦条件成熟，这几种社会力量将交织在一起，足以撼动帝国大厦的根基。
面对如此重压，朝廷已对王人文、赵尔撰等川中大吏不再寄予希望。
对于川中的抗议风潮，载方有他自己的看法：“吵商办者，是一班新党，且非真正股东；股东只求保全权利，新党则别受所指。”载方在即受任督办铁路大臣，但他竟多次向政启提出辞呈，几经政启劝慰。载方之所以踌躇不决，是因为铁路国有以及借款合同的签订，他参与不多，面对商民的抗议运动，他不愿这个时候出面去收拾这堆烂摊子。
到了1907年3月12日，政启急命督办铁路大臣载方自湖北带“新军”第三十师入川“查办”，令四川提督田振帮会办，并命赵尔撰严加弹压，试图用高压手段阻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但载方依旧长期滞留，延不入川，直至3月19日——即赵尔撰制造出向抗议商民开枪的“成都惨案”12天后——才只进至宜宾。
载方虽消极应对，但是朝庭的这一决定足以激起更大的反抗浪潮。
消息传来，群情激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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