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孤谍22
日本人对中岛的死觉得并不正常，像这样近距离而准确的致命射击，一般是在无防备或者人被俘获无法反抗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但那天晚上情况非常混乱，任何可能性都不能排除，而且在行动已经开始实施时，即便内部有对方的人也很难有机会从容地枪杀中岛。特高科经过详细的调查最终并没有确定的结论，中岛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不属于对方必须要冒很大风险除掉的目标，这也使得日本方面倾向于这件事是个意外事件。这些事情在76号流传，黎世杰无须去打听，他就能获得很多消息，他只需要分析这些消息，他认为自己目前是绝对安全的。
黎世杰出院后，欧战进行得愈发的激烈，不久传来德军占领巴黎的消息，法租界陷入一片混乱。没有人愿意听到盟国失败的消息，中国人甚至比欧洲人还感到恐慌。赵子清托人给他带来一百美金，说最近生意不好做，很多赚钱的买卖都停了。巴黎失守后租界里洋人都在囤积黄金白银，大洋也没以前好弄了，纸币又贬得厉害，只好弄点美金给他。现在76号这边风声太紧，几个帮他运货的都不敢干了，他也不方便过来。其实在黎世杰看来，赵子清此举纯属多此一举，他完全没必要再给自己送钱，也许赵子清真的认为他能在这边飞黄腾达，也许赵子清马上会有什么事情需要自己帮忙，谁知道呢。
出院两个星期后曾石把黎世杰叫到办公室，他问了问黎世杰的身体状况。
“怎么样，世杰，要不要再休息几天？”
黎世杰耸耸肩，说：“舞刀弄枪可能暂时不行，什么事？”
曾石说：“就是陈约翰那事。”
黎世杰心里又烦躁起来，他原本以为这么一折腾，这个事情很可能不了了之，他不明白曾石为什么老对这个人感兴趣。
曾石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笑着说：“不是我感兴趣，是日本人。你也知道，前一段的行动我们死了几个兄弟，人手也不足，就没人问这个事，我也没管——李主任都下了结论，还用得着查吗——可日本人不放手，我也没办法。”
黎世杰说：“让别人去行不行？”
曾石说：“我是没什么意见，不过这个案子一直就是你在办，换人不好，日本人也会有想法——你要真不愿意去我也不勉强。”
黎世杰无奈地说：“那好，我去。”
曾石说：“报告写详细一点，可以带点结论性的东西，我这边也帮你，早点在日本人那儿过关。”
陈约翰的诊所在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周围环境尽管很复杂，但都是一些存在了很多年的老字号。这样的地方是最容易被排除的，除非发生了什么异常的状况，比如突然换了老板，如果没有什么异常，一般而言，这些人很难抛弃这份产业来投身到危险的游戏中。陈约翰平时住在诊所里，很少回家，表面上的理由是方便夜里有病人就诊，其实是另有原因。来找陈约翰的除了病人，就是一些女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这些女人常会在晚饭后来，有时他们就在诊所里住，偶尔诊所里有病人过夜他们就出去，陈约翰平时很节俭，但对女人很大方。陈约翰的老婆是上海一个富商的女儿，在战前已经随父母定居香港，但时不时会回上海打理一些生意。黎世杰不知道他们夫妻关系如何，只觉得他老婆老而丑，而且很泼。
这是个非常枯燥的工作，陈约翰的圈子不大，又很有规律，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诊所。尽管这条街很热闹，但一个人显然不能每天都在街上闲逛，黎世杰在诊所斜对面一家小旅馆楼上租了个房间，以方便观察。这种乏味的观察持续了十多天，黎世杰几乎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他唯一的乐趣就是看到不同的女人来找他，然后他可以躺在床上想象他们苟合的情景。陈约翰已经年过五旬，这方面的能力足以令黎世杰惊叹。
六月底的下午，上海的湿热足以令人体的所有器官失去功能。黎世杰脱光了上衣，他现在感到连呼吸都困难，街上人很少，非常安静，整个世界仿佛凝固了。一辆黄包车悄然而至，一个女人撑着一把洋伞，慢慢地从车上下来，走进了诊所。这个女人穿着上海女人夏天常穿的无袖碎花旗袍，她走路很慢，很小心。
黎世杰看了看表，还不到三点，今天来得很早，也许是诊所没人，陈约翰让她提前过来。不过黎世杰也注意到，黄包车没有走，而是就近找了个背阴的地方歇起来。
十多分钟后，这个女人走出了诊所，当黎世杰再次看见这个女人时，他的精神猛地一振，头脑瞬间恢复了清醒。他的一切疲劳都烟消云散，仿佛突然间拥有了一个深受大烟瘾煎熬的人看见鸦片时的那种活力。
这个女人黎世杰很陌生，但也很熟悉，这是他第三次见到她。第一次是张放被杀的一晚和张放在一起，第二次是在特高科的办公楼门口，今天是第三次。黎世杰注视着她，他终于有机会仔细观察这个女人。比起普通的江南女子，她身材略有些偏高，穿着很讲究，手腕上挎着一个金色的小皮包，皮肤一如江南女人一般白而腻，她在出门前就小心地打起伞以避免阳光的照射。黄包车夫看见她立刻拉着车跑过来，她很快坐上车。
黎世杰在窗口注视着她离开，他并没有动，他明白此时并不具备跟踪的条件，虽然他确实有很强烈的冲动这么去做。
黎世杰盯着这辆黄包车直至它消失在他的视野范围内，他又回头看了看陈约翰的诊所。他很难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但又隐隐觉得这其中确实有一种奇怪的联系，比如张放死的那天晚上陈约翰和她同时出现同一地点，这是很难用通常的逻辑进行解释的。
黎世杰从来没有喜欢过日本人，但他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日本人的能力，今天的事情似乎又一次验证来了这一点。他不知道日本人究竟掌握了陈约翰的什么情况，还是仅仅是一种常规的怀疑，无论如何，黎世杰突然对眼前这份工作感到空前的热情，并且他很庆幸这件事落到他手里。
黎世杰没有在报告里写这个女人的事，尽管来找陈约翰的女人很多，但他不愿意冒任何一点风险，他也不愿意低估任何一个看过报告的人的分析能力，尤其这些人可能是日本人。接下来的日子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对陈约翰进了全方位的观察，不过陈约翰没有任何异常，那个女人也没有再出现。让黎世杰意外的还有一件事，就是陈约翰从此再也没去过张放被杀的地方。不过，假定他和这件事有一定的联系，不管这种联系是多么的勉强和微弱，他的行为就都是可以理解的了。黎世杰并不着急，他现在有足够的耐心。
当黎世杰开始对这项工作感兴趣时，几天后曾石通知他暂停了对陈约翰的调查，因为日本人没有得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暂时放弃了。对于这个结果，黎世杰稍微有些遗憾，他认为再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就能得出一些确定的结论，当然他对此不能表现出任何的异常，并且还要表达出一种好心情。黎世杰继续租用了诊所斜对面的小旅馆的房间，他不想放弃，不仅仅是满足好奇心，而是认为这是一种责任。
随着欧战盟军的战败和法国的投降，每个人似乎都感觉到日本人占领租界是早晚的事。大家对此都无能为力，只是在等待事情的发生，差不多每隔几天就有传言说日军要来了，但总是没有成为现实。
黎世杰期待的事情也没有发生。他原本认为很快就会有重庆那边的人来和他联系，或者，他认为76号里面就有这样的人，对于这一点，黎世杰是很确定的。但时间已经过去接近半年，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任何人和他联系。当然，不联系有很多种可能，也许组织认为不到时候，也许组织目前对他并不信任，或者组织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因为那个被他救的人很可能没有跑掉或者重伤不治，或者他也和自己一样，与组织失去联系。
黎世杰越来越感到焦虑，他常常有不祥的预感，在夜里被噩梦惊醒。76号地下刑讯室里的各种惨叫声使他心惊肉跳，他怀疑正在被逼供的某个人知道他的秘密，甚至电话铃和敲门声都使他不安。他害怕和人交往，烟瘾越来越大。他的枪伤并没有完全好，每到阴雨天气就痛苦不堪，为了消除这种痛苦，他开始喝酒，时不时一个人跑到租界的酒馆里喝得迷迷糊糊。
黎世杰出院后，欧战进行得愈发的激烈，不久传来德军占领巴黎的消息，法租界陷入一片混乱。没有人愿意听到盟国失败的消息，中国人甚至比欧洲人还感到恐慌。赵子清托人给他带来一百美金，说最近生意不好做，很多赚钱的买卖都停了。巴黎失守后租界里洋人都在囤积黄金白银，大洋也没以前好弄了，纸币又贬得厉害，只好弄点美金给他。现在76号这边风声太紧，几个帮他运货的都不敢干了，他也不方便过来。其实在黎世杰看来，赵子清此举纯属多此一举，他完全没必要再给自己送钱，也许赵子清真的认为他能在这边飞黄腾达，也许赵子清马上会有什么事情需要自己帮忙，谁知道呢。
出院两个星期后曾石把黎世杰叫到办公室，他问了问黎世杰的身体状况。
“怎么样，世杰，要不要再休息几天？”
黎世杰耸耸肩，说：“舞刀弄枪可能暂时不行，什么事？”
曾石说：“就是陈约翰那事。”
黎世杰心里又烦躁起来，他原本以为这么一折腾，这个事情很可能不了了之，他不明白曾石为什么老对这个人感兴趣。
曾石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笑着说：“不是我感兴趣，是日本人。你也知道，前一段的行动我们死了几个兄弟，人手也不足，就没人问这个事，我也没管——李主任都下了结论，还用得着查吗——可日本人不放手，我也没办法。”
黎世杰说：“让别人去行不行？”
曾石说：“我是没什么意见，不过这个案子一直就是你在办，换人不好，日本人也会有想法——你要真不愿意去我也不勉强。”
黎世杰无奈地说：“那好，我去。”
曾石说：“报告写详细一点，可以带点结论性的东西，我这边也帮你，早点在日本人那儿过关。”
陈约翰的诊所在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周围环境尽管很复杂，但都是一些存在了很多年的老字号。这样的地方是最容易被排除的，除非发生了什么异常的状况，比如突然换了老板，如果没有什么异常，一般而言，这些人很难抛弃这份产业来投身到危险的游戏中。陈约翰平时住在诊所里，很少回家，表面上的理由是方便夜里有病人就诊，其实是另有原因。来找陈约翰的除了病人，就是一些女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这些女人常会在晚饭后来，有时他们就在诊所里住，偶尔诊所里有病人过夜他们就出去，陈约翰平时很节俭，但对女人很大方。陈约翰的老婆是上海一个富商的女儿，在战前已经随父母定居香港，但时不时会回上海打理一些生意。黎世杰不知道他们夫妻关系如何，只觉得他老婆老而丑，而且很泼。
这是个非常枯燥的工作，陈约翰的圈子不大，又很有规律，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诊所。尽管这条街很热闹，但一个人显然不能每天都在街上闲逛，黎世杰在诊所斜对面一家小旅馆楼上租了个房间，以方便观察。这种乏味的观察持续了十多天，黎世杰几乎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他唯一的乐趣就是看到不同的女人来找他，然后他可以躺在床上想象他们苟合的情景。陈约翰已经年过五旬，这方面的能力足以令黎世杰惊叹。
六月底的下午，上海的湿热足以令人体的所有器官失去功能。黎世杰脱光了上衣，他现在感到连呼吸都困难，街上人很少，非常安静，整个世界仿佛凝固了。一辆黄包车悄然而至，一个女人撑着一把洋伞，慢慢地从车上下来，走进了诊所。这个女人穿着上海女人夏天常穿的无袖碎花旗袍，她走路很慢，很小心。
黎世杰看了看表，还不到三点，今天来得很早，也许是诊所没人，陈约翰让她提前过来。不过黎世杰也注意到，黄包车没有走，而是就近找了个背阴的地方歇起来。
十多分钟后，这个女人走出了诊所，当黎世杰再次看见这个女人时，他的精神猛地一振，头脑瞬间恢复了清醒。他的一切疲劳都烟消云散，仿佛突然间拥有了一个深受大烟瘾煎熬的人看见鸦片时的那种活力。
这个女人黎世杰很陌生，但也很熟悉，这是他第三次见到她。第一次是张放被杀的一晚和张放在一起，第二次是在特高科的办公楼门口，今天是第三次。黎世杰注视着她，他终于有机会仔细观察这个女人。比起普通的江南女子，她身材略有些偏高，穿着很讲究，手腕上挎着一个金色的小皮包，皮肤一如江南女人一般白而腻，她在出门前就小心地打起伞以避免阳光的照射。黄包车夫看见她立刻拉着车跑过来，她很快坐上车。
黎世杰在窗口注视着她离开，他并没有动，他明白此时并不具备跟踪的条件，虽然他确实有很强烈的冲动这么去做。
黎世杰盯着这辆黄包车直至它消失在他的视野范围内，他又回头看了看陈约翰的诊所。他很难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但又隐隐觉得这其中确实有一种奇怪的联系，比如张放死的那天晚上陈约翰和她同时出现同一地点，这是很难用通常的逻辑进行解释的。
黎世杰从来没有喜欢过日本人，但他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日本人的能力，今天的事情似乎又一次验证来了这一点。他不知道日本人究竟掌握了陈约翰的什么情况，还是仅仅是一种常规的怀疑，无论如何，黎世杰突然对眼前这份工作感到空前的热情，并且他很庆幸这件事落到他手里。
黎世杰没有在报告里写这个女人的事，尽管来找陈约翰的女人很多，但他不愿意冒任何一点风险，他也不愿意低估任何一个看过报告的人的分析能力，尤其这些人可能是日本人。接下来的日子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对陈约翰进了全方位的观察，不过陈约翰没有任何异常，那个女人也没有再出现。让黎世杰意外的还有一件事，就是陈约翰从此再也没去过张放被杀的地方。不过，假定他和这件事有一定的联系，不管这种联系是多么的勉强和微弱，他的行为就都是可以理解的了。黎世杰并不着急，他现在有足够的耐心。
当黎世杰开始对这项工作感兴趣时，几天后曾石通知他暂停了对陈约翰的调查，因为日本人没有得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暂时放弃了。对于这个结果，黎世杰稍微有些遗憾，他认为再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就能得出一些确定的结论，当然他对此不能表现出任何的异常，并且还要表达出一种好心情。黎世杰继续租用了诊所斜对面的小旅馆的房间，他不想放弃，不仅仅是满足好奇心，而是认为这是一种责任。
随着欧战盟军的战败和法国的投降，每个人似乎都感觉到日本人占领租界是早晚的事。大家对此都无能为力，只是在等待事情的发生，差不多每隔几天就有传言说日军要来了，但总是没有成为现实。
黎世杰期待的事情也没有发生。他原本认为很快就会有重庆那边的人来和他联系，或者，他认为76号里面就有这样的人，对于这一点，黎世杰是很确定的。但时间已经过去接近半年，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任何人和他联系。当然，不联系有很多种可能，也许组织认为不到时候，也许组织目前对他并不信任，或者组织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因为那个被他救的人很可能没有跑掉或者重伤不治，或者他也和自己一样，与组织失去联系。
黎世杰越来越感到焦虑，他常常有不祥的预感，在夜里被噩梦惊醒。76号地下刑讯室里的各种惨叫声使他心惊肉跳，他怀疑正在被逼供的某个人知道他的秘密，甚至电话铃和敲门声都使他不安。他害怕和人交往，烟瘾越来越大。他的枪伤并没有完全好，每到阴雨天气就痛苦不堪，为了消除这种痛苦，他开始喝酒，时不时一个人跑到租界的酒馆里喝得迷迷糊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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