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出征
第二十五章出征
周武一共拥有五个基本采邑领，按照封建契约，接到征召令之后至少应该提供五名全副武装的战士。\\
所谓的全副武装，首先必须拥有一匹战马（为了保持行军速度和随时替换在战斗中损失的马匹，一匹战马往往不够）。其次，还必须拥有一整套战斗装备：一套甲具（至于说到底是铁甲、绵甲甚至是纸甲，则以封臣所拥有的基本采邑领数量相关）；一支长兵器，例如长矛、戟、长柄狼牙棒等；一柄近战武器，例如马刀、剑、短斧、单手狼牙棒等；一支弓以及两壶箭（二十四支）。再次，还需要准备帐逢，各种生活用品以及负载这些物资的牲畜等。
封臣如果躲避、拒绝出征或派人代己出征，或者骑士装备不全都属于违反封建契约，宗主可之处以罚金甚至是直接剥夺封臣的采邑。不过，由于移民的头三年属于优惠期，因此对骑士装备方面并不严格限制——只要有信心能够空手打倒敌人，封臣哪怕是手无寸铁地上战场也是允许的。
打战是一种很危险的工作，武装得越好自然越安全，如果不是因为没钱购买装备，周武绝对会按照契约所规定的那样装备自己。
周武准备了两匹马给自己轮换着骑——无论是追捕战俘还是逃跑，充足的马力显然是关键因素。
战斗装备嘛，甲具是不用想的。但厚厚地棉衣多少也有些防御力。长兵器是一只长柄狼牙棒。狼牙棒制作起来很方便，棍棒上加装铁钉铁签等物体只花了孙大寿半个时辰的功夫。近战武器是周武路过北平时购买的一柄马刀。弓箭周武却没有配备。孙大寿在京城服役时认识一个弓匠，知道制作一个好弓需要长达几年的时间。若只是需要能够弹射出箭支的弓，孙大寿也能很快做一个出来，但那种射程只有二三十步远的东西又有什么用？
除了五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外，周武还有义务提供十五名扈从。至少目前为止扈从只是好听地说法，与其说是扈从。还不如说是辅兵——嗯，连辅兵这样的称呼都显得过于褒扬了。因为那些农夫使用武器只是倒缚在杆柄上地镰刀、锄头、钉耙等农具。目前看来，所谓的扈从顶多只能用来搬运辎重。
虽然不受老爷子待见，但周武还是有几名心腹的。问题是，周武一共拥有五处距离超过二十里的基本采邑领。根据周家与佃民的斗争经验，在分成地租下为了保证地租收入，地主必须对佃户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并且直接干预。特别是到开镰收割之时，地主或代理人如果不亲临现场“临田监收”。佃户们就会“先自赴田割稻一担充饥”、“先把好麦割一些”、“私将谷子割了几把”等等。胆子更大一些的佃户甚至敢串联其他佃户，用一个晚上把地里大部分麦子都偷偷收到家里去。
周武采用地是定额地租，但身为领主，他有权收取领民收入不超过两成的赋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赋税的收取与分成地租颇为类似。所以，周武只得往每个基本采邑领都派遣一名信得过的人去充当庄头，以便掌握该移民屯的收入情况。周武的五个基本采邑领中，他本人亲自坐镇一个。管家以及两名长随管理另外三个。剩下的一个移民屯，周武甚至只能派那个还不到十四岁的小书童去充当庄头。
如此一来，当周武收到征召令时身边却连一名心腹都没有。因此，周武只能从移民之中打扈从地主意。于是周武一面派人通知另外四个移民屯，一面吩咐灶娘办了一桌酒饭，请往日里相熟的小猴子、章老2、钱十三前来。
就性质而言这种扈从更象是雇佣兵。不仅有钱可拿，而且还有权分得战利品。因此，小猴子等人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周武的要求。
太阳落山之前，另外四个移民屯的人也来了。第二天，周武便带着这群乱哄哄的农民兵离开了自己的领地。
两天过后，周武抵达了目地地。令周武比较诧异的是，他的那个异姓结拜兄弟赵武居然带来了三十多个精壮的汉子——要知道，周武身为有邑云骑尉却也只带来了二十多个人，而赵武只是个有邑恩骑尉！
追问之下才知道，赵武的家乡离河南嵩山不远。那一带习武风气非常浓厚。甚至连长工、佃户之中也有不少人会几招庄稼把势。移民辽东时，长兄心疼这个幼弟。因此选择长工、佃户时，优先选择那些身强力壮并且会武术的。此外，赵武的长兄还派了两名武师与赵武同行，以便时刻保护他。当然，赵武的长兄为此给出了不菲的安家费。
总之，赵武本人生性好斗，他的领民也全都不是什么安分地主。听说打仗有钱可拿，而且还可以获得战利品，恰好现在又正是农闲阶段，结果呼拉拉一下子就有三十多个年青人参加了他地队伍。
不过，更吸引周武注意力的却是那名寡妇。按封建契约地规定，当宗主发布征召令后，封臣必须亲自出征，否则将按照规定征收巨额的盾牌税。寡妇的儿子仅仅只有八岁，自然不可能亲自出征。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允许代领主代为出征。可偏偏代领主却是他的母亲——不知道皇上是怎么想的，不仅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其子弟、族属、妻女、女婿及甥之袭替，胥从其俗”，而且还允许汉籍有邑贵族由女性担任，代领主自然也可以由女性担任。结果，身为代领主的寡妇居然亲自出征了。
营地里有一位女性可谓是一道调味剂。在等待出征的日子里，凡是单身地领主们全都象是蜜蜂见到鲜花一样围着寡妇打转。这位外表秀气文弱的寡妇。既没有表现得特别害羞，也没有表现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但她对所有前来献殷勤的有邑贵族都淡淡的，看不出对谁更有好感。
等了两天，整个辽东的汉籍有邑贵族都聚集在这里了。除了汉籍有邑贵族之外，竟然还有一名女直有邑贵族也率众加入了这支部队。
女直人不象蒙古人。蒙古人分裂为鞑靼、瓦刺以及兀良哈三大部分，但总得来说各个蒙古部落都有着效忠的大小可汗。而女直人这时候却尚未统一。
另一个历史时空地永乐二年二月癸酉，忽剌温等处*女直野人头目把剌答嗒来朝。置奴儿干卫。以把剌答嗒、阿剌孙等四人为指挥同知，古驴等为千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之后，各卫所入朝入贡时均直接地、独立地与朝廷发生关系，朝廷有所宣谕也直达各该卫所，各卫所不相统属，亦不受奴儿干都司统属。
在这个历史时空里，朱棣提前在建文四年就派遣行人邢枢偕知县张斌往谕奴儿干，“至吉列迷诸部落招抚之”。要求女直人自行选其酋长授以有邑贵族等爵位，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便完成对大明帝国的军事以及经济义务——总归一条，不同地女直人部落之间并不相互统属，因此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女直有邑贵族全都属于皇帝的直属封臣。
不知道郑公智是怎么想的，居然花钱雇佣了这些女直人。雇佣女直人的价钱倒也便宜，每个女直士兵每天只不过支付一斗米。但是说心里话。周武并不喜欢女直人做同伴。他们的容貌看起来很野蛮，大多数女直人看人时眼光都显得很凶残，再配上脑后那一小撮奇怪的辫子，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女直战士全都穿着各种动物皮毛制成地外衣，但由于制作水平太差，因此外衣的外形糟糕不说。还散发着一种难闻的气味，简直令人作呕。
到了晚上，这些女直人顶多只是在地上铺上一层潮湿的稻草，更多则直接睡在地上，因为他们没有行军帐篷。
在睡觉之前，女直人喜欢蹲在燃烧着的木柴堆前面，有些人会敲击着马胫骨或者别的什么骨头发出一种奇异的不和谐的卡嗒卡嗒声，一面用鼻子哼着不知名地山歌；有些人则敲着小鼓或者拉着绷紧的弓弦；还有一些人则吃着刚刚从火堆中抓出来的带血的、冒着热气的一片片的肉。偶尔有汉人走近时，这些女直人会故意张开嘴巴露出尖利地犬齿吓唬对方。若是目标没心理准备被吓着了，他们便会哈哈大笑。
总之。若说蒙古人的社会结构尚处于半野蛮半开化的阶段。那么女直人则是纯粹的野蛮人。
女直人的人数比周武想象得要多。那名女直有邑贵族只不过是云骑尉而已，却一共带来了将近两百名战士。汉籍有邑贵族麾下的人口总数是对方的十倍以上。但兵力加起来也只不过刚刚超过五百而已。
鼠有鼠路，蛇有蛇道。以前商仁是一名商人，与很多在辽东做生意的商人都有着联系。根据商仁所掌握的情报，鞑靼人近来不时侵犯边境，而且近期有可能发动一场规模较大的进攻。
商仁绝对不敢与鞑靼人硬撼，但是将队伍拉到辽东都司地所在地之后情况却不同。朝廷地军队自然会和鞑靼人正面战斗，这时，有邑贵族的军队便可以从侧面攻击，或者待战斗胜利后痛打落水狗。
大多数有邑贵族都赞同商仁这个混水摸鱼地计划。在半年之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只是地主或商人。身份的改变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因此这些人还来不及产生与贵族身份相匹配的勇气。西方骑士崇尚英勇壮烈的战斗，但这些人的梦想则是不参加正面战斗，最好是在追击战中浑水摸鱼抓获几个战俘。
当商仁提出他的“作战计划”时，有部分更为“谨慎”的有邑贵族提出了反对意见。由于在三年地优惠期内有邑贵族无离开领地（包括宗主的领地）参加战斗的义务，因此商仁不能使用强硬手段。
对于这些人。商仁则拿出大明帝国的《贵族爵位继承法》进行说服。
大明帝国的有禄贵族是纯粹的减等继承。有邑贵族虽然是根据采邑规模而确定爵位，但继承爵位时却要向大明帝国缴纳一笔“继承权利金”。这笔“继承权利金”的数额等于该采邑上一年度所缴纳赋税地两倍，其效果也类似于减等继承。但，如果有邑贵族本人或者继承人能够立下了军功，那么继承爵位时就能够减免这笔费用。也就是说，只要有邑贵族参加了这次浑水摸鱼的战斗，混得些许军功。那么将来后裔继承爵位时就能省下好大一笔钱！
在赤luo裸地利益诱惑下，所有的有邑贵族终于统一了思想。朝着辽东都指挥使坐镇的广宁城出发了。
……
愿望很美好，但事实却很残酷。
有邑贵族的军队抵达辽东都司所在地广宁城后，便在城外立下了寨子，与城池形成犄角之势。
之后，事实验证了商仁的情报和分析都很正确：鞑靼人果然大举进犯辽东，直逼广宁。
一开始有邑贵族们都没怎么担心。因为营寨立在广宁城的侧后方，鞑靼人没理由冒着被夹击的风险去攻击有邑贵族地营寨。
鞑靼人也确实没做这种无聊的事。但问题是。辽东都指挥使沈永却龟缩在广宁城里，根本不敢派兵出战。结果，鞑靼人便只留下少数监视部队，其他人都绕过广宁城向辽东深处出发。
商仁通过深入鞑靼人势力范围的商人得到情报，然后正确地判断出鞑靼人即将向辽东发动规模较大的侵扰。但是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那种“猜到开头却猜不到结局”的错误：没想到，辽东都指挥使沈永不但不敢迎战。甚至当鞑靼人绕过广宁城攻击后方时，沈永也不顾守土之责，竟然就那么坐视鞑靼人离开。
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况令商仁方寸大乱。因为。鞑靼人主力部队离开的方向正是他们这些有邑贵族的领地！为了300%地利润，商仁敢于虎口拔牙，但是当战场形势的变化出乎了意料之后，他却并不具备一个合格将领所应有的应变本领。
当商仁慌慌张张准备下令撤回去保卫领地时，却被一个人拦住了。
这人是地位仅次于商仁的三等有邑男爵郑公智带去的。一开始此人自称是郑公智的谋主，可商仁心急火燎之下根本不打算听他说话。结果他不得不报出真正地身份：原山东道监察御史王度王子中。如果仅仅是一个已经辞职的监察御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说的话商仁根本不会重视。然而当王度说出了他的经历后，商仁却被打动了。
靖难之役中燕王倒也品尝过败仗的滋味，其中最惨的莫过于东昌之役。此战之后，盛庸军声大振，建文帝亲自为之享庙告捷。而这次东昌之捷，却是王度向盛庸所谋划的。只可惜后来李景隆还朝，建文帝不仅赦其罪而不诛，反而予以重用。李景隆为忌功而谗间盛庸，王度亦因而见疏。终至事不可为。
虽然商仁之前身为一介商人。并不知道这些朝廷的辛秘，但王度不再伪装成郑公智的清客后。自有一股令人信服的气度。所以，尽管对王度之前隐藏身份地举动颇存疑窦，但商仁仍旧相信了王度地判断，因此没有下令撤军。
然而光是商仁不下令撤军并没有什么用。
这些有邑贵族不象西方的骑士那么精通武艺，但他们在纪律性方面却与西方地同行们有得一拼。在商仁的强行压制下，这支部队在广宁城下勉强又待了一天。之后，有邑贵族们纷纷强烈地表示拒绝继续待在营地里不动——要么就去攻击那些留下来监视的鞑靼人，要么就回去保卫自己的领地——当然，前者的声音要小得多。
在绝大多数领主的反对之下，商仁再次动摇了。
事实上，他也确实无法坚持下去了。因为，就连他的直属封臣也强烈表示不满。商仁的直属封臣胁迫说：领主有义务保护附庸的生活、声誉、家庭及财产等。如今鞑靼人正在朝他们的领地而去，如果商仁坚持待在这里不动，而接下来封臣们的领地如果受到了攻击，那么封臣们将联合起来提出中止附庸关系。
这个威胁直接击中了商仁的死穴。
当初为了说服各种移民屯的首领们，商仁正是用这一套说辞来说服大家的，如今也算是作茧自缚。商仁拥有二十三个基本采邑领，实力自然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封臣。但如果封臣们以那个看起来还算正当的理由联合起来反叛，那么商仁就真的会吃不了兜着走了。
剩下的问题就是，到底是攻击那些留下来监视的鞑靼人还是直接撤走。
大多数有邑贵族们都是来浑水摸鱼捡便宜的。虽然双方并没有真正交战，但在这两天的时间里，他们对鞑靼人的骑术和射术已经有了深刻的印象。此时的鞑靼人已经远远不如两百年之前的祖先了，但这些牧民的作战技巧和农民、商人比较起来，却占据着极为明显的优势。所以，大多数有邑贵族都坚决要求直接撤退。
王度退而求其次，再三苦劝商仁应该率领这帮乌合之众先去攻击那批留下来监视的鞑靼人。但这一次，商仁却不再接受他的意见了。甚至连郑公智都以沉默来表达对王度冒险之举的反对意见。
见事不可为，王度倒也干脆，跑到广宁城下要求放下罗筐将他拉上去。离开之前，他对郑公智说：“入广宁城，则活。随他们去，则死。”
郑公智的直属邻地本来就少，如果抛下封臣们独自逃生，那么封臣们回去后肯定会闹着解除封建关系。再说，郑公智并不认为这次撤退会象王度说得那么危险，因此没有同意入城。
最后王度只得留下一句话。
“若事有不偕，谨记紧随女直人首领身侧。”
对于这句话，郑公智却听进去了。因为一看就知道，女直人的战斗力比那些农民兵要强得多。若是真的遇上了战斗，自然是待在女直人首领身旁更安全。
由于农耕民族食肉相对较少，因此这支武装部队中绝大多数人都患有夜盲症。所以有邑贵族们很自然地将撤退的时间定在了第二天的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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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一共拥有五个基本采邑领，按照封建契约，接到征召令之后至少应该提供五名全副武装的战士。\\
所谓的全副武装，首先必须拥有一匹战马（为了保持行军速度和随时替换在战斗中损失的马匹，一匹战马往往不够）。其次，还必须拥有一整套战斗装备：一套甲具（至于说到底是铁甲、绵甲甚至是纸甲，则以封臣所拥有的基本采邑领数量相关）；一支长兵器，例如长矛、戟、长柄狼牙棒等；一柄近战武器，例如马刀、剑、短斧、单手狼牙棒等；一支弓以及两壶箭（二十四支）。再次，还需要准备帐逢，各种生活用品以及负载这些物资的牲畜等。
封臣如果躲避、拒绝出征或派人代己出征，或者骑士装备不全都属于违反封建契约，宗主可之处以罚金甚至是直接剥夺封臣的采邑。不过，由于移民的头三年属于优惠期，因此对骑士装备方面并不严格限制——只要有信心能够空手打倒敌人，封臣哪怕是手无寸铁地上战场也是允许的。
打战是一种很危险的工作，武装得越好自然越安全，如果不是因为没钱购买装备，周武绝对会按照契约所规定的那样装备自己。
周武准备了两匹马给自己轮换着骑——无论是追捕战俘还是逃跑，充足的马力显然是关键因素。
战斗装备嘛，甲具是不用想的。但厚厚地棉衣多少也有些防御力。长兵器是一只长柄狼牙棒。狼牙棒制作起来很方便，棍棒上加装铁钉铁签等物体只花了孙大寿半个时辰的功夫。近战武器是周武路过北平时购买的一柄马刀。弓箭周武却没有配备。孙大寿在京城服役时认识一个弓匠，知道制作一个好弓需要长达几年的时间。若只是需要能够弹射出箭支的弓，孙大寿也能很快做一个出来，但那种射程只有二三十步远的东西又有什么用？
除了五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外，周武还有义务提供十五名扈从。至少目前为止扈从只是好听地说法，与其说是扈从。还不如说是辅兵——嗯，连辅兵这样的称呼都显得过于褒扬了。因为那些农夫使用武器只是倒缚在杆柄上地镰刀、锄头、钉耙等农具。目前看来，所谓的扈从顶多只能用来搬运辎重。
虽然不受老爷子待见，但周武还是有几名心腹的。问题是，周武一共拥有五处距离超过二十里的基本采邑领。根据周家与佃民的斗争经验，在分成地租下为了保证地租收入，地主必须对佃户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并且直接干预。特别是到开镰收割之时，地主或代理人如果不亲临现场“临田监收”。佃户们就会“先自赴田割稻一担充饥”、“先把好麦割一些”、“私将谷子割了几把”等等。胆子更大一些的佃户甚至敢串联其他佃户，用一个晚上把地里大部分麦子都偷偷收到家里去。
周武采用地是定额地租，但身为领主，他有权收取领民收入不超过两成的赋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赋税的收取与分成地租颇为类似。所以，周武只得往每个基本采邑领都派遣一名信得过的人去充当庄头，以便掌握该移民屯的收入情况。周武的五个基本采邑领中，他本人亲自坐镇一个。管家以及两名长随管理另外三个。剩下的一个移民屯，周武甚至只能派那个还不到十四岁的小书童去充当庄头。
如此一来，当周武收到征召令时身边却连一名心腹都没有。因此，周武只能从移民之中打扈从地主意。于是周武一面派人通知另外四个移民屯，一面吩咐灶娘办了一桌酒饭，请往日里相熟的小猴子、章老2、钱十三前来。
就性质而言这种扈从更象是雇佣兵。不仅有钱可拿，而且还有权分得战利品。因此，小猴子等人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周武的要求。
太阳落山之前，另外四个移民屯的人也来了。第二天，周武便带着这群乱哄哄的农民兵离开了自己的领地。
两天过后，周武抵达了目地地。令周武比较诧异的是，他的那个异姓结拜兄弟赵武居然带来了三十多个精壮的汉子——要知道，周武身为有邑云骑尉却也只带来了二十多个人，而赵武只是个有邑恩骑尉！
追问之下才知道，赵武的家乡离河南嵩山不远。那一带习武风气非常浓厚。甚至连长工、佃户之中也有不少人会几招庄稼把势。移民辽东时，长兄心疼这个幼弟。因此选择长工、佃户时，优先选择那些身强力壮并且会武术的。此外，赵武的长兄还派了两名武师与赵武同行，以便时刻保护他。当然，赵武的长兄为此给出了不菲的安家费。
总之，赵武本人生性好斗，他的领民也全都不是什么安分地主。听说打仗有钱可拿，而且还可以获得战利品，恰好现在又正是农闲阶段，结果呼拉拉一下子就有三十多个年青人参加了他地队伍。
不过，更吸引周武注意力的却是那名寡妇。按封建契约地规定，当宗主发布征召令后，封臣必须亲自出征，否则将按照规定征收巨额的盾牌税。寡妇的儿子仅仅只有八岁，自然不可能亲自出征。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允许代领主代为出征。可偏偏代领主却是他的母亲——不知道皇上是怎么想的，不仅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其子弟、族属、妻女、女婿及甥之袭替，胥从其俗”，而且还允许汉籍有邑贵族由女性担任，代领主自然也可以由女性担任。结果，身为代领主的寡妇居然亲自出征了。
营地里有一位女性可谓是一道调味剂。在等待出征的日子里，凡是单身地领主们全都象是蜜蜂见到鲜花一样围着寡妇打转。这位外表秀气文弱的寡妇。既没有表现得特别害羞，也没有表现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但她对所有前来献殷勤的有邑贵族都淡淡的，看不出对谁更有好感。
等了两天，整个辽东的汉籍有邑贵族都聚集在这里了。除了汉籍有邑贵族之外，竟然还有一名女直有邑贵族也率众加入了这支部队。
女直人不象蒙古人。蒙古人分裂为鞑靼、瓦刺以及兀良哈三大部分，但总得来说各个蒙古部落都有着效忠的大小可汗。而女直人这时候却尚未统一。
另一个历史时空地永乐二年二月癸酉，忽剌温等处*女直野人头目把剌答嗒来朝。置奴儿干卫。以把剌答嗒、阿剌孙等四人为指挥同知，古驴等为千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之后，各卫所入朝入贡时均直接地、独立地与朝廷发生关系，朝廷有所宣谕也直达各该卫所，各卫所不相统属，亦不受奴儿干都司统属。
在这个历史时空里，朱棣提前在建文四年就派遣行人邢枢偕知县张斌往谕奴儿干，“至吉列迷诸部落招抚之”。要求女直人自行选其酋长授以有邑贵族等爵位，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便完成对大明帝国的军事以及经济义务——总归一条，不同地女直人部落之间并不相互统属，因此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女直有邑贵族全都属于皇帝的直属封臣。
不知道郑公智是怎么想的，居然花钱雇佣了这些女直人。雇佣女直人的价钱倒也便宜，每个女直士兵每天只不过支付一斗米。但是说心里话。周武并不喜欢女直人做同伴。他们的容貌看起来很野蛮，大多数女直人看人时眼光都显得很凶残，再配上脑后那一小撮奇怪的辫子，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女直战士全都穿着各种动物皮毛制成地外衣，但由于制作水平太差，因此外衣的外形糟糕不说。还散发着一种难闻的气味，简直令人作呕。
到了晚上，这些女直人顶多只是在地上铺上一层潮湿的稻草，更多则直接睡在地上，因为他们没有行军帐篷。
在睡觉之前，女直人喜欢蹲在燃烧着的木柴堆前面，有些人会敲击着马胫骨或者别的什么骨头发出一种奇异的不和谐的卡嗒卡嗒声，一面用鼻子哼着不知名地山歌；有些人则敲着小鼓或者拉着绷紧的弓弦；还有一些人则吃着刚刚从火堆中抓出来的带血的、冒着热气的一片片的肉。偶尔有汉人走近时，这些女直人会故意张开嘴巴露出尖利地犬齿吓唬对方。若是目标没心理准备被吓着了，他们便会哈哈大笑。
总之。若说蒙古人的社会结构尚处于半野蛮半开化的阶段。那么女直人则是纯粹的野蛮人。
女直人的人数比周武想象得要多。那名女直有邑贵族只不过是云骑尉而已，却一共带来了将近两百名战士。汉籍有邑贵族麾下的人口总数是对方的十倍以上。但兵力加起来也只不过刚刚超过五百而已。
鼠有鼠路，蛇有蛇道。以前商仁是一名商人，与很多在辽东做生意的商人都有着联系。根据商仁所掌握的情报，鞑靼人近来不时侵犯边境，而且近期有可能发动一场规模较大的进攻。
商仁绝对不敢与鞑靼人硬撼，但是将队伍拉到辽东都司地所在地之后情况却不同。朝廷地军队自然会和鞑靼人正面战斗，这时，有邑贵族的军队便可以从侧面攻击，或者待战斗胜利后痛打落水狗。
大多数有邑贵族都赞同商仁这个混水摸鱼地计划。在半年之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只是地主或商人。身份的改变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因此这些人还来不及产生与贵族身份相匹配的勇气。西方骑士崇尚英勇壮烈的战斗，但这些人的梦想则是不参加正面战斗，最好是在追击战中浑水摸鱼抓获几个战俘。
当商仁提出他的“作战计划”时，有部分更为“谨慎”的有邑贵族提出了反对意见。由于在三年地优惠期内有邑贵族无离开领地（包括宗主的领地）参加战斗的义务，因此商仁不能使用强硬手段。
对于这些人。商仁则拿出大明帝国的《贵族爵位继承法》进行说服。
大明帝国的有禄贵族是纯粹的减等继承。有邑贵族虽然是根据采邑规模而确定爵位，但继承爵位时却要向大明帝国缴纳一笔“继承权利金”。这笔“继承权利金”的数额等于该采邑上一年度所缴纳赋税地两倍，其效果也类似于减等继承。但，如果有邑贵族本人或者继承人能够立下了军功，那么继承爵位时就能够减免这笔费用。也就是说，只要有邑贵族参加了这次浑水摸鱼的战斗，混得些许军功。那么将来后裔继承爵位时就能省下好大一笔钱！
在赤luo裸地利益诱惑下，所有的有邑贵族终于统一了思想。朝着辽东都指挥使坐镇的广宁城出发了。
……
愿望很美好，但事实却很残酷。
有邑贵族的军队抵达辽东都司所在地广宁城后，便在城外立下了寨子，与城池形成犄角之势。
之后，事实验证了商仁的情报和分析都很正确：鞑靼人果然大举进犯辽东，直逼广宁。
一开始有邑贵族们都没怎么担心。因为营寨立在广宁城的侧后方，鞑靼人没理由冒着被夹击的风险去攻击有邑贵族地营寨。
鞑靼人也确实没做这种无聊的事。但问题是。辽东都指挥使沈永却龟缩在广宁城里，根本不敢派兵出战。结果，鞑靼人便只留下少数监视部队，其他人都绕过广宁城向辽东深处出发。
商仁通过深入鞑靼人势力范围的商人得到情报，然后正确地判断出鞑靼人即将向辽东发动规模较大的侵扰。但是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那种“猜到开头却猜不到结局”的错误：没想到，辽东都指挥使沈永不但不敢迎战。甚至当鞑靼人绕过广宁城攻击后方时，沈永也不顾守土之责，竟然就那么坐视鞑靼人离开。
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况令商仁方寸大乱。因为。鞑靼人主力部队离开的方向正是他们这些有邑贵族的领地！为了300%地利润，商仁敢于虎口拔牙，但是当战场形势的变化出乎了意料之后，他却并不具备一个合格将领所应有的应变本领。
当商仁慌慌张张准备下令撤回去保卫领地时，却被一个人拦住了。
这人是地位仅次于商仁的三等有邑男爵郑公智带去的。一开始此人自称是郑公智的谋主，可商仁心急火燎之下根本不打算听他说话。结果他不得不报出真正地身份：原山东道监察御史王度王子中。如果仅仅是一个已经辞职的监察御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说的话商仁根本不会重视。然而当王度说出了他的经历后，商仁却被打动了。
靖难之役中燕王倒也品尝过败仗的滋味，其中最惨的莫过于东昌之役。此战之后，盛庸军声大振，建文帝亲自为之享庙告捷。而这次东昌之捷，却是王度向盛庸所谋划的。只可惜后来李景隆还朝，建文帝不仅赦其罪而不诛，反而予以重用。李景隆为忌功而谗间盛庸，王度亦因而见疏。终至事不可为。
虽然商仁之前身为一介商人。并不知道这些朝廷的辛秘，但王度不再伪装成郑公智的清客后。自有一股令人信服的气度。所以，尽管对王度之前隐藏身份地举动颇存疑窦，但商仁仍旧相信了王度地判断，因此没有下令撤军。
然而光是商仁不下令撤军并没有什么用。
这些有邑贵族不象西方的骑士那么精通武艺，但他们在纪律性方面却与西方地同行们有得一拼。在商仁的强行压制下，这支部队在广宁城下勉强又待了一天。之后，有邑贵族们纷纷强烈地表示拒绝继续待在营地里不动——要么就去攻击那些留下来监视的鞑靼人，要么就回去保卫自己的领地——当然，前者的声音要小得多。
在绝大多数领主的反对之下，商仁再次动摇了。
事实上，他也确实无法坚持下去了。因为，就连他的直属封臣也强烈表示不满。商仁的直属封臣胁迫说：领主有义务保护附庸的生活、声誉、家庭及财产等。如今鞑靼人正在朝他们的领地而去，如果商仁坚持待在这里不动，而接下来封臣们的领地如果受到了攻击，那么封臣们将联合起来提出中止附庸关系。
这个威胁直接击中了商仁的死穴。
当初为了说服各种移民屯的首领们，商仁正是用这一套说辞来说服大家的，如今也算是作茧自缚。商仁拥有二十三个基本采邑领，实力自然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封臣。但如果封臣们以那个看起来还算正当的理由联合起来反叛，那么商仁就真的会吃不了兜着走了。
剩下的问题就是，到底是攻击那些留下来监视的鞑靼人还是直接撤走。
大多数有邑贵族们都是来浑水摸鱼捡便宜的。虽然双方并没有真正交战，但在这两天的时间里，他们对鞑靼人的骑术和射术已经有了深刻的印象。此时的鞑靼人已经远远不如两百年之前的祖先了，但这些牧民的作战技巧和农民、商人比较起来，却占据着极为明显的优势。所以，大多数有邑贵族都坚决要求直接撤退。
王度退而求其次，再三苦劝商仁应该率领这帮乌合之众先去攻击那批留下来监视的鞑靼人。但这一次，商仁却不再接受他的意见了。甚至连郑公智都以沉默来表达对王度冒险之举的反对意见。
见事不可为，王度倒也干脆，跑到广宁城下要求放下罗筐将他拉上去。离开之前，他对郑公智说：“入广宁城，则活。随他们去，则死。”
郑公智的直属邻地本来就少，如果抛下封臣们独自逃生，那么封臣们回去后肯定会闹着解除封建关系。再说，郑公智并不认为这次撤退会象王度说得那么危险，因此没有同意入城。
最后王度只得留下一句话。
“若事有不偕，谨记紧随女直人首领身侧。”
对于这句话，郑公智却听进去了。因为一看就知道，女直人的战斗力比那些农民兵要强得多。若是真的遇上了战斗，自然是待在女直人首领身旁更安全。
由于农耕民族食肉相对较少，因此这支武装部队中绝大多数人都患有夜盲症。所以有邑贵族们很自然地将撤退的时间定在了第二天的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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