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共同的信仰 上
朱棣此举应该算是王顾左右而言其他——虽说街那头发生了骚动也是事实。
发生争执的地点是会同馆大门前。
会同馆的最初职能驿传制度之中的一种。所谓驿传制度，即仿效元代的驿站制度而沿习下来的一种交通邮递方式，从而加强幅员辽阔的帝国版图与首都的联系。在外的称水马驿，京城内的则称会同馆。由于驿传归属兵部，所以最初的会同馆也在兵部下属。在原来的历史时空中，迁都北京时会同馆变成改为接待“番夷使客”的专门机构，其意义相当于后世的国宾馆。
之前颁布的《贵族爵位继承法》规定：“……继承人的生母拥有大明皇室血统者加三分；生母为大明帝国本土出生的汉人加两分，生母为汉人但并非大明帝国本土出生则加一分……继承人的配偶拥有大明皇室血统者加三分；配偶为大明帝国本土出生的汉人加两分，配偶为汉人但并非大明帝国本土出生则加一分……继承人在明朝本土出生加一分……继承人十八岁之前在中国生活时间达到五年以上者加一分……继承人于国子监就读三年以上者加四分；于蕃学就读三年以上者加三分；在府（州）县学就读三年以上者加两分；在大明帝国本土市镇乡村民间社学就读三年以上者加一分……未于藩学或国子监就读者，无继承子爵以上爵位的资格。”
如此一来，小部落的头人子侄们便纷纷前往最近的府（州）县学就读，而大部落头人的子侄们则涌入了京城——要知道，未于藩学或国子监就读者，无继承子爵以上爵位的资格！
就读于藩学的少数民族子弟住在由藩学所提供的宿舍内，但这些土官番人既然来到了京城，自然不可能不进贡。因为形势的需要，朱棣便提前改变了会同馆的职能，使之成为接待“番夷使客”的专门机构。
从衣着看，争执的一方应该是湖广地区的土官番人，另一方大约是朵颜三卫的蒙古人。那个土官番人的官话极其流利，如果只是听他说话，根本就看不出他居然不是汉人。那个蒙古人也会说官话，但并不流利，因此无法顺畅地用语言交流——特别是在相互辱骂的特殊情景下。于是，蒙古人开始试图以肢体语言代替正常语言。蒙古人的民族习性固然悍勇，然而生活在穷山恶水的土官番人同样拥有逞勇好斗的天性，因此等朱棣等人赶到时，双方已经使用肢体语言亲切地交流起来。
双方都没有使用武器，所以朱棣便没有急着制止，而是向旁边一名会同馆的小吏询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大约是由于朱棣气派不凡的缘故吧，那名小吏稍稍犹豫之后，便竹筒倒豆子一般将事情的经过全部说了出来。
得到的答案令朱棣啼笑皆非。原来，那个湖广的土官番人是一个土人（民国时土人正式定名为土家族人）三等伯爵的长子，叫布平。而那个蒙古人是兀良哈郡王的二儿子，叫巴特尔。蒙古的传统习俗中，大部落首领如果有几个儿子，那么其中一个继承部落，其余的儿子则很有可能分得一些部民离开该部落单干。因此巴特尔本人就是一名有邑二等男爵。本来北平成为陪都后也设置了蕃学，而永乐皇帝规定长江以北在北京蕃学就读，长江以南在南京蕃学就读，可巴特尔觉得南京更繁荣，便来到了南京。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土家族人崇拜一些自然神，但同时他们和汉人一样强调祖先崇拜。布平昨天去了趟烈士陵园，大约是受到了一些触动，回到会同馆后便向一名官吏询问：如果土家族人的勇士为朝廷而捐躯，是否能够进烈士陵园？这种事，自然不是一名普通小吏所能回答的，那名小吏便按中国官场的惯例，推说这件事他不能解答。于是，布平便找到会同馆大使提出这个疑问。
尽管会同馆大使是会同馆内最大的官，但他也只不过正九品而已。对于这样的问题，他如何能够回答？于是，会同馆大使推说这种事他也不知道答案。谁知道布平不依不饶，要求会同馆大使立即向上级询问，要不然就告诉布平应该去找谁问。会同馆大使当时答应向上级报告此事。
令会同馆大使没想到的是，他今天故意迟点过来，却仍然被守在大门处的布平逮个正着。布平扯住会同馆大使询问结果，会同馆大使便支支唔唔起来。布平恼了，不肯放会同馆大使离开。或者是因为老羞成怒，再不然就是因为歧视少数民族的缘故，会同馆大使居然没按官场的惯例推诿拖延，而是直接拒绝了布平的要求。
本来，纠纷应该在布平与会同馆大使之间展开，然而这时巴特尔正好出门，听着布平和会同馆大使之间的争执，突然间插了进去。巴特尔说：朵颜卫于朝廷功劳最大，是否将土人安置在烈士陵园无所谓，但一定要让朵颜卫的勇士能够进入烈士陵园安息。
布平听了自然大怒。便以“朝廷每调兵二千，比必自效千人，未尝仰给公家，土司中最称恭顺”为依据，坚持土家族人比朵颜卫蒙古人更有资格进烈士陵园。巴特尔也不肯退让，便历数靖难之役中朵颜卫参加了哪些战役，立下了哪些功勋，以此证明朵颜卫的勇士比土家族人的土兵更有资格……
结果便演变成朱棣如今所看到的情形：肇事者会同馆大使在一旁呆若木鸡地看着，而原本毫不相干的巴特尔却和布平打了起来。
布平和巴特尔各自都有三四名扈从。以往，少数民族首领的子侄就读蕃学时，其随从的身份大多是奴仆，只有少数是小贵族。然而因为就读蕃学可加三分，而蕃学并不是想读就可以读的，还需要一定的身份，因此陪读的名额就小贵族子弟竞相争夺的对象。
要知道，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纷争，有争取的目标就会产生野心。根据《贵族爵位继承法》的规定，有邑贵族指定的继承人可以加五分。五分看起来很多，但左一个生母如何便可以加几分，右一个配偶如何又可以加几分，再来一个就读过国子监或蕃学还可以加几分……加来加去，被指定的继承人也未必一定能够继承该爵位。
所以，如今陪读的随从们清一色都是小贵族的子侄。
一方面，这些扈从更象是布平和巴特尔的伙伴而非奴仆，需要自重身份，另一方面，两个民族都崇尚勇士间的单挑，因此他们只是在一旁兴奋地为各自的首领加油，并没有将斗殴的规模扩大。
作为中立者，朱棣一群人自然不会为谁加油。可是钱成的一句话却令这几个看热闹的人产生了倾向性。
“你们说，他们谁会打赢？我猜是那个土官番人。”
巴特尔擅长摔跤，而布平则使用着一种类似于汉人击技的格斗技巧。汉人击技相当于无限制格斗，因此对上摔跤很是能够占一些便宜。最初，巴特尔处于明显的下风，不时便挨上几下拳脚，痛得是歪嘴龇牙。幸好他的抗击打能力还不错，虽说挨了好几下重击，但并没有丧失战斗力。
周忱嘻嘻一笑。“那个土官番人明显占着上风嘛，还用猜？”
景秀却说道：“不好说。那个蒙古人看似处于下风，但面无异色。相反，那个土官番人大概是因为拳脚功夫明显占据上风的缘故吧，现在却开始有些轻敌了……”
朱棣也在心里猜测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
到底谁会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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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争执的地点是会同馆大门前。
会同馆的最初职能驿传制度之中的一种。所谓驿传制度，即仿效元代的驿站制度而沿习下来的一种交通邮递方式，从而加强幅员辽阔的帝国版图与首都的联系。在外的称水马驿，京城内的则称会同馆。由于驿传归属兵部，所以最初的会同馆也在兵部下属。在原来的历史时空中，迁都北京时会同馆变成改为接待“番夷使客”的专门机构，其意义相当于后世的国宾馆。
之前颁布的《贵族爵位继承法》规定：“……继承人的生母拥有大明皇室血统者加三分；生母为大明帝国本土出生的汉人加两分，生母为汉人但并非大明帝国本土出生则加一分……继承人的配偶拥有大明皇室血统者加三分；配偶为大明帝国本土出生的汉人加两分，配偶为汉人但并非大明帝国本土出生则加一分……继承人在明朝本土出生加一分……继承人十八岁之前在中国生活时间达到五年以上者加一分……继承人于国子监就读三年以上者加四分；于蕃学就读三年以上者加三分；在府（州）县学就读三年以上者加两分；在大明帝国本土市镇乡村民间社学就读三年以上者加一分……未于藩学或国子监就读者，无继承子爵以上爵位的资格。”
如此一来，小部落的头人子侄们便纷纷前往最近的府（州）县学就读，而大部落头人的子侄们则涌入了京城——要知道，未于藩学或国子监就读者，无继承子爵以上爵位的资格！
就读于藩学的少数民族子弟住在由藩学所提供的宿舍内，但这些土官番人既然来到了京城，自然不可能不进贡。因为形势的需要，朱棣便提前改变了会同馆的职能，使之成为接待“番夷使客”的专门机构。
从衣着看，争执的一方应该是湖广地区的土官番人，另一方大约是朵颜三卫的蒙古人。那个土官番人的官话极其流利，如果只是听他说话，根本就看不出他居然不是汉人。那个蒙古人也会说官话，但并不流利，因此无法顺畅地用语言交流——特别是在相互辱骂的特殊情景下。于是，蒙古人开始试图以肢体语言代替正常语言。蒙古人的民族习性固然悍勇，然而生活在穷山恶水的土官番人同样拥有逞勇好斗的天性，因此等朱棣等人赶到时，双方已经使用肢体语言亲切地交流起来。
双方都没有使用武器，所以朱棣便没有急着制止，而是向旁边一名会同馆的小吏询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大约是由于朱棣气派不凡的缘故吧，那名小吏稍稍犹豫之后，便竹筒倒豆子一般将事情的经过全部说了出来。
得到的答案令朱棣啼笑皆非。原来，那个湖广的土官番人是一个土人（民国时土人正式定名为土家族人）三等伯爵的长子，叫布平。而那个蒙古人是兀良哈郡王的二儿子，叫巴特尔。蒙古的传统习俗中，大部落首领如果有几个儿子，那么其中一个继承部落，其余的儿子则很有可能分得一些部民离开该部落单干。因此巴特尔本人就是一名有邑二等男爵。本来北平成为陪都后也设置了蕃学，而永乐皇帝规定长江以北在北京蕃学就读，长江以南在南京蕃学就读，可巴特尔觉得南京更繁荣，便来到了南京。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土家族人崇拜一些自然神，但同时他们和汉人一样强调祖先崇拜。布平昨天去了趟烈士陵园，大约是受到了一些触动，回到会同馆后便向一名官吏询问：如果土家族人的勇士为朝廷而捐躯，是否能够进烈士陵园？这种事，自然不是一名普通小吏所能回答的，那名小吏便按中国官场的惯例，推说这件事他不能解答。于是，布平便找到会同馆大使提出这个疑问。
尽管会同馆大使是会同馆内最大的官，但他也只不过正九品而已。对于这样的问题，他如何能够回答？于是，会同馆大使推说这种事他也不知道答案。谁知道布平不依不饶，要求会同馆大使立即向上级询问，要不然就告诉布平应该去找谁问。会同馆大使当时答应向上级报告此事。
令会同馆大使没想到的是，他今天故意迟点过来，却仍然被守在大门处的布平逮个正着。布平扯住会同馆大使询问结果，会同馆大使便支支唔唔起来。布平恼了，不肯放会同馆大使离开。或者是因为老羞成怒，再不然就是因为歧视少数民族的缘故，会同馆大使居然没按官场的惯例推诿拖延，而是直接拒绝了布平的要求。
本来，纠纷应该在布平与会同馆大使之间展开，然而这时巴特尔正好出门，听着布平和会同馆大使之间的争执，突然间插了进去。巴特尔说：朵颜卫于朝廷功劳最大，是否将土人安置在烈士陵园无所谓，但一定要让朵颜卫的勇士能够进入烈士陵园安息。
布平听了自然大怒。便以“朝廷每调兵二千，比必自效千人，未尝仰给公家，土司中最称恭顺”为依据，坚持土家族人比朵颜卫蒙古人更有资格进烈士陵园。巴特尔也不肯退让，便历数靖难之役中朵颜卫参加了哪些战役，立下了哪些功勋，以此证明朵颜卫的勇士比土家族人的土兵更有资格……
结果便演变成朱棣如今所看到的情形：肇事者会同馆大使在一旁呆若木鸡地看着，而原本毫不相干的巴特尔却和布平打了起来。
布平和巴特尔各自都有三四名扈从。以往，少数民族首领的子侄就读蕃学时，其随从的身份大多是奴仆，只有少数是小贵族。然而因为就读蕃学可加三分，而蕃学并不是想读就可以读的，还需要一定的身份，因此陪读的名额就小贵族子弟竞相争夺的对象。
要知道，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纷争，有争取的目标就会产生野心。根据《贵族爵位继承法》的规定，有邑贵族指定的继承人可以加五分。五分看起来很多，但左一个生母如何便可以加几分，右一个配偶如何又可以加几分，再来一个就读过国子监或蕃学还可以加几分……加来加去，被指定的继承人也未必一定能够继承该爵位。
所以，如今陪读的随从们清一色都是小贵族的子侄。
一方面，这些扈从更象是布平和巴特尔的伙伴而非奴仆，需要自重身份，另一方面，两个民族都崇尚勇士间的单挑，因此他们只是在一旁兴奋地为各自的首领加油，并没有将斗殴的规模扩大。
作为中立者，朱棣一群人自然不会为谁加油。可是钱成的一句话却令这几个看热闹的人产生了倾向性。
“你们说，他们谁会打赢？我猜是那个土官番人。”
巴特尔擅长摔跤，而布平则使用着一种类似于汉人击技的格斗技巧。汉人击技相当于无限制格斗，因此对上摔跤很是能够占一些便宜。最初，巴特尔处于明显的下风，不时便挨上几下拳脚，痛得是歪嘴龇牙。幸好他的抗击打能力还不错，虽说挨了好几下重击，但并没有丧失战斗力。
周忱嘻嘻一笑。“那个土官番人明显占着上风嘛，还用猜？”
景秀却说道：“不好说。那个蒙古人看似处于下风，但面无异色。相反，那个土官番人大概是因为拳脚功夫明显占据上风的缘故吧，现在却开始有些轻敌了……”
朱棣也在心里猜测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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