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回忆录20
我结婚那年的七月份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因为我和福尔摩斯两人一同破获了三件大案。这三件大案分别是《第二块血迹》、《海军协定》和《疲倦的船长》,其中就属第一个案件内容重大,涉及到许多权贵,很多年这个案子都不能发表出来。所以我只能把日记中的第二个案件发表出来。
我和珀西·费尔普斯是好同学。我们同岁,但我却比他低两级。他才华出众,有好几家显贵的亲戚,听说他舅舅是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一位著名的保守党政客。毕业后他凭着自己的才能和有权势的亲戚在外交部谋到一个美差,之后我差点儿把他给忘了。直到前些时候他给我来了一封信,我才又把他想起来:
沃金布里尔布雷亲爱的华生:
我想你一定还会记得费尔普斯,那时我读五年级,你读三年级。可能你也听说过,我靠舅舅,在外交部得到一个职位。但突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祸事,毁了我的前程。
信上就不给你细讲了,如果你答应我的请求,我可以亲口讲给你听。九个星期以来我一直神经错乱,现在才好,不过还很衰弱。能否邀请你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前来看我?尽管政府告诉我已毫无办法,可是我还是想听听他的意见。请务必邀请福尔摩斯先生前来。
你的校友珀西·费尔普斯
这封信让我很受震动,所以我立刻告诉了福尔摩斯。他答应了我的请求。
在滑铁卢火车站我们赶上了早班火车,一小时后我们就到了沃金。布里尔布雷是一所大宅邸,孤零零地座落在一片辽阔的土地上,从火车站到他家去还要走几分钟。一个相当结实的人殷勤地接待了我们。虽然他快四十岁了,但看起来却像一个无邪的顽童。
我们了解到他叫约瑟夫?哈里森,是珀西的未婚妻的哥哥,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珀西住的地方。一位身体虚弱、面如土色的年轻人躺在长沙发上。一个女人正坐在他身边,看到我们进屋她就站起身来。
“珀西,我要离开吗?”她问道。
珀西抓住她的手示意她不要走。
珀西说:“我就开门见山吧。我是一个快乐而有成就的人,先生,而且就要结婚。可是天降大祸毁掉了我的前程。
“我在外交部工作,并且在舅舅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提拔下,就要升职了。我舅舅在政府中担任外交大臣。一些重要任务,我一直办得很好,他很信任我。
“大概十个星期以前,五月二十三日,他叫我到他私人办公室。他告诉我,有一件新的重要任务需要我去办好。
“他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个灰色的纸卷,严肃地说:‘这是英国和意大利签定的秘密协定的原本,但报纸上已经显露出了一些传闻。不能再有一星半点消息透露出去。法国和俄国大使馆正在全力以赴探听这些文件的内容。要不是极需一份抄本,我根本不会把它从我的写字台里拿出来。你办公室里是否有保险柜?’
“‘有的,先生。’
“‘那么,拿去锁到你的保险柜里。但你务必清楚:别人下班以后,你在办公室里,可以从容地抄写副本,而不用担心被别人偷看。你抄完后将原件和副本立即锁到保险柜里,明天清早亲自一同交给我本人。’
“我拿到这份文件之后,就……”
福尔摩斯说:“对不起,请稍停一下,说这话时仅仅你们两个人在场吗?”
“是的。”
“在一个大房间里?”
“对,在一个三十英尺见方的屋里。”
“在房子正中间吗?”
“是的,差不多。”
“声音高不高?”
“我舅舅说话的声音一向是很低的,而我几乎又没说什么话。”
“谢谢你,”福尔摩斯闭上了双眼,“你接着说吧。”
“他命令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了。我就等待其他几个职员离开。只有一个人还有一点儿公事没有做完,他是查尔斯?艾洛特。所以我把他独个留在办公室里,出去吃晚饭了,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急着要把这件公事赶出来,因为我知道约瑟夫(就是刚才你们见过的哈里森先生)正在城里,将乘坐十一点钟的火车到沃金去,我也想尽量赶上这趟火车。
“一看那份协定,舅舅的话我就明白了,它确实是很重要的。它规定了大英帝国对三国同盟的倾向,及英国所要采取的政策,这当然得是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对意大利海军完全占优势的情况下。协定涉及的纯粹就是海军问题。最后是双方高级官员的签字。扫了一下以后,我就坐下来抄写。
“这是一份有二十六项条文、用法文写成的协议。我赶快抄,到九点才抄了九条。我是没希望赶上十一点的火车了。我感到晕晕沉沉的,想喝杯咖啡清醒清醒头脑。所以我按铃召唤了楼下小门房中的看门人。看门人整夜都在那里守着,可以用酒精灯给每一个加夜班的职员烧咖啡。
“出人意料的是,上来的却是一个女人。她说她是看门人的妻子,在这里做杂役,我就叫她去煮咖啡了。
“又抄了两条后,我感到更加晕晕沉沉了,所以在屋内散步,可咖啡还没有送来。我打开门,顺着走廊走了过去。从抄文件的房间出来就是一条光线朦胧的直走廊,是我办公室惟一的出口。有一条转弯的楼梯在走廊的顶头,看门人的小门房就在楼梯下面的过道旁边。楼梯中间有一个小平台,由这个平台另有一条走廊,在平台处与楼梯呈厂字形。在第二条走廊顶头,是一段专门供仆役使用的通向旁门的楼梯,同时这也是职员们从查尔斯街走进本楼的一条捷径。这就是我画的略图。”
“谢谢,我听懂了。”福尔摩斯说道。
“请您注意,我下面要说到最重要的地方了:走下楼梯,我到了大厅,看门人当时正在门房里酣睡,咖啡壶在酒精灯上沸腾,咖啡都溢到地板上了。我把壶拿下来,又灭了酒精灯。他猛地惊醒了,因为他头顶上的铃突然大响起来。
“‘费尔普斯先生!’他疑惑地望着我说道。
“‘我是来看咖啡是否煮好了。’
“‘我不知怎么就睡着了,先生。’他望着我,又抬起头望着还在响着的电铃,脸上显出更加惊奇的表情。
“‘先生,你在这里,那么铃是谁按的呢?’他问我。
“‘按铃!’我叫道,‘按什么铃?’
“‘你办公室里有人按铃。’
“我的心顿时凉透了。有人正在办公室里,而那份协定就放在桌子上。我疯了似地跑回办公室,在走廊里我没有碰到一个人。福尔摩斯先生,屋子里和我离开的时候一样没有人,只是那份协定的原本不见了,那个抄本倒是还留在那里。”
我朋友显然对这个案子很有兴趣。“你那时候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呢?”他低语道。
“我马上想到盗贼必定是从旁门上来的,他要是从正门上来的话,我就碰上他了。”
“说不定他一直躲在屋内或走廊中?刚才你说过那里的灯光很暗。”
“绝对不可能。不管室内还是走廊,连一只耗子也无处藏身。”
“谢谢你,请继续说。”
“看门人跟着我上了楼,看到我脸色如土,他知道出了某种可怕的事。我们顺着走廊奔向那个通向旁门的楼梯,下了楼梯看到旁门关着,但没有上锁。推开门,我们冲了出去。这时,钟敲了三下,正是九点三刻。”
“这是很重要的。”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在他的衬衫袖口上记了下来。
“那晚天很黑,外面下着小雨,查尔斯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但尽头的白厅路上还是跟往常一样车来人往。我们沿人行道一直跑过去,在右拐角处,有一个警察站在那儿。
“我气喘吁吁地说道,‘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丢了。有人经过这条路吗?’
“‘先生,我才站了一小会儿,’警察说,‘仅仅有一个高个子老妇人经过,戴一条佩兹利披巾。’
“‘哎,那是我老婆,’看门人大声叫道,‘难道就没别的人了吗?’
“‘没有别人。’
“‘那么,窃贼一定从左边的拐角逃跑了。’他拽着我的袖子喊道。
“我可不信,他是企图引开我。我对他老婆的怀疑就更大了。
“‘她往哪边走了?’
“‘不知道,先生,只见她走过去,她好像走得非常急。’
“‘有多长时间了?’
“‘大概几分钟。’
“‘不过五分钟?’
“‘是的,没有五分钟。’
“‘别再浪费时间了,先生,’看门人高声喊道,‘请相信我,我老婆决不会干这种事的,快往左边追吧。你不去我去。’说着,他向左边追去。
“可是我一下子拽住了他的衣袖。
“‘你住在哪儿?’我问他。
“‘布里克斯顿街的艾维巷十六号,’他答道,‘可别让假线索给迷惑了,费尔普斯先生。我们最好去左边打听一下。’
“他的建议也对,所以我们还有那个警察迅速往左边跑,只看见街上熙熙攘攘,哪还有人顾得上告诉我们有谁从此走过呢。
“我们又返回了外交部,检查了一遍楼梯和走廊,没有什么结果。走廊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可是没找到一点儿痕迹。”
“那晚一直下雨吗?”
“从七点左右开始下的。”
“约在九点钟左右那个女人到室内,怎么可能不留下脚印呢?因为她是穿着带泥的靴子的。”
“当时我也这么想,可这个杂役女工有个习惯,在看门人房里她会脱掉靴子,换上布拖鞋。”
“知道了,也就是说,当时虽然下着雨,却没有看见脚印,是不是?这些都很重要。你们接着又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搜查了一遍房子。窗户从里面插上了。地板上铺了地毯,天花板是普通白灰刷的。偷了文件只能由房门逃掉,这我敢发誓。”
“说一下壁炉。”
“屋里根本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火炉。电铃就装在我写字台的右边。但他为什么按铃?真叫人奇怪。”
“这的确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接着你们又干了点儿什么呢?我想你们是检查过了房间,看看他留下了什么,如烟头、落下的手套、发卡或者其它小东西,是吗?”
“都没发现。”
“有没有什么气味?”
“当时未想到。”
“唉,像这样的案子,哪怕有一点儿烟草气味对我们都是很有用的。”
“我从不吸烟,屋里如果有烟味,我肯定能闻出来。千真万确,一点儿烟味也没有。惟一可疑的便是那个叫坦盖的看门人的老婆,她是从那里慌忙走出来的,看门人对此说不清楚。我和警察都认为,那个女人要是的确有那个文件,那么要尽快在她未脱手前就抓住她。
“苏格兰场的福布斯侦探立即赶到了现场,接手此案。我们到了看门人的家,一个年轻女子开了门,那是他们的长女。她让我们在前厅等候,因为她母亲还没有回家。
“十分钟后,传来了敲门声。我们错过了一次机会,当时没有自己开门,去开门的是她的女儿。我们听她说,‘妈妈,家里有两个人来了,正等着见你。’接着我们听到一阵快速走进过道的脚步声。侦探猛地把门推开,我们进了厨房,可那女人抢先走了进去。她带着敌意盯着我们。后来,我被认了出来,一种十分诧异的表情表现在她的脸上。
“‘啊,这不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么!’她大声说道。
“‘喂,喂,你为什么要躲开我们?’警官福布斯问道。
“‘我还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她说,‘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点儿私事。’
“‘这不是一个充分的借口,’福布斯回答说,‘有证据说明一份重要文件被你从外交部拿回家。你只好跟我们到苏格兰场去接受质询。’
“她抗议着,抵抗着,但都没用。我们喊来了一辆四轮马车,走之前,我们想看看她是否把文件给烧了。可是,一点儿碎屑或灰烬的痕迹都没有找到。到了苏格兰场,我们把她交给了一个女检查员。可是女检查员送来了报告,没有提起文件。
我和珀西·费尔普斯是好同学。我们同岁,但我却比他低两级。他才华出众,有好几家显贵的亲戚,听说他舅舅是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一位著名的保守党政客。毕业后他凭着自己的才能和有权势的亲戚在外交部谋到一个美差,之后我差点儿把他给忘了。直到前些时候他给我来了一封信,我才又把他想起来:
沃金布里尔布雷亲爱的华生:
我想你一定还会记得费尔普斯,那时我读五年级,你读三年级。可能你也听说过,我靠舅舅,在外交部得到一个职位。但突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祸事,毁了我的前程。
信上就不给你细讲了,如果你答应我的请求,我可以亲口讲给你听。九个星期以来我一直神经错乱,现在才好,不过还很衰弱。能否邀请你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前来看我?尽管政府告诉我已毫无办法,可是我还是想听听他的意见。请务必邀请福尔摩斯先生前来。
你的校友珀西·费尔普斯
这封信让我很受震动,所以我立刻告诉了福尔摩斯。他答应了我的请求。
在滑铁卢火车站我们赶上了早班火车,一小时后我们就到了沃金。布里尔布雷是一所大宅邸,孤零零地座落在一片辽阔的土地上,从火车站到他家去还要走几分钟。一个相当结实的人殷勤地接待了我们。虽然他快四十岁了,但看起来却像一个无邪的顽童。
我们了解到他叫约瑟夫?哈里森,是珀西的未婚妻的哥哥,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珀西住的地方。一位身体虚弱、面如土色的年轻人躺在长沙发上。一个女人正坐在他身边,看到我们进屋她就站起身来。
“珀西,我要离开吗?”她问道。
珀西抓住她的手示意她不要走。
珀西说:“我就开门见山吧。我是一个快乐而有成就的人,先生,而且就要结婚。可是天降大祸毁掉了我的前程。
“我在外交部工作,并且在舅舅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提拔下,就要升职了。我舅舅在政府中担任外交大臣。一些重要任务,我一直办得很好,他很信任我。
“大概十个星期以前,五月二十三日,他叫我到他私人办公室。他告诉我,有一件新的重要任务需要我去办好。
“他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个灰色的纸卷,严肃地说:‘这是英国和意大利签定的秘密协定的原本,但报纸上已经显露出了一些传闻。不能再有一星半点消息透露出去。法国和俄国大使馆正在全力以赴探听这些文件的内容。要不是极需一份抄本,我根本不会把它从我的写字台里拿出来。你办公室里是否有保险柜?’
“‘有的,先生。’
“‘那么,拿去锁到你的保险柜里。但你务必清楚:别人下班以后,你在办公室里,可以从容地抄写副本,而不用担心被别人偷看。你抄完后将原件和副本立即锁到保险柜里,明天清早亲自一同交给我本人。’
“我拿到这份文件之后,就……”
福尔摩斯说:“对不起,请稍停一下,说这话时仅仅你们两个人在场吗?”
“是的。”
“在一个大房间里?”
“对,在一个三十英尺见方的屋里。”
“在房子正中间吗?”
“是的,差不多。”
“声音高不高?”
“我舅舅说话的声音一向是很低的,而我几乎又没说什么话。”
“谢谢你,”福尔摩斯闭上了双眼,“你接着说吧。”
“他命令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了。我就等待其他几个职员离开。只有一个人还有一点儿公事没有做完,他是查尔斯?艾洛特。所以我把他独个留在办公室里,出去吃晚饭了,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急着要把这件公事赶出来,因为我知道约瑟夫(就是刚才你们见过的哈里森先生)正在城里,将乘坐十一点钟的火车到沃金去,我也想尽量赶上这趟火车。
“一看那份协定,舅舅的话我就明白了,它确实是很重要的。它规定了大英帝国对三国同盟的倾向,及英国所要采取的政策,这当然得是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对意大利海军完全占优势的情况下。协定涉及的纯粹就是海军问题。最后是双方高级官员的签字。扫了一下以后,我就坐下来抄写。
“这是一份有二十六项条文、用法文写成的协议。我赶快抄,到九点才抄了九条。我是没希望赶上十一点的火车了。我感到晕晕沉沉的,想喝杯咖啡清醒清醒头脑。所以我按铃召唤了楼下小门房中的看门人。看门人整夜都在那里守着,可以用酒精灯给每一个加夜班的职员烧咖啡。
“出人意料的是,上来的却是一个女人。她说她是看门人的妻子,在这里做杂役,我就叫她去煮咖啡了。
“又抄了两条后,我感到更加晕晕沉沉了,所以在屋内散步,可咖啡还没有送来。我打开门,顺着走廊走了过去。从抄文件的房间出来就是一条光线朦胧的直走廊,是我办公室惟一的出口。有一条转弯的楼梯在走廊的顶头,看门人的小门房就在楼梯下面的过道旁边。楼梯中间有一个小平台,由这个平台另有一条走廊,在平台处与楼梯呈厂字形。在第二条走廊顶头,是一段专门供仆役使用的通向旁门的楼梯,同时这也是职员们从查尔斯街走进本楼的一条捷径。这就是我画的略图。”
“谢谢,我听懂了。”福尔摩斯说道。
“请您注意,我下面要说到最重要的地方了:走下楼梯,我到了大厅,看门人当时正在门房里酣睡,咖啡壶在酒精灯上沸腾,咖啡都溢到地板上了。我把壶拿下来,又灭了酒精灯。他猛地惊醒了,因为他头顶上的铃突然大响起来。
“‘费尔普斯先生!’他疑惑地望着我说道。
“‘我是来看咖啡是否煮好了。’
“‘我不知怎么就睡着了,先生。’他望着我,又抬起头望着还在响着的电铃,脸上显出更加惊奇的表情。
“‘先生,你在这里,那么铃是谁按的呢?’他问我。
“‘按铃!’我叫道,‘按什么铃?’
“‘你办公室里有人按铃。’
“我的心顿时凉透了。有人正在办公室里,而那份协定就放在桌子上。我疯了似地跑回办公室,在走廊里我没有碰到一个人。福尔摩斯先生,屋子里和我离开的时候一样没有人,只是那份协定的原本不见了,那个抄本倒是还留在那里。”
我朋友显然对这个案子很有兴趣。“你那时候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呢?”他低语道。
“我马上想到盗贼必定是从旁门上来的,他要是从正门上来的话,我就碰上他了。”
“说不定他一直躲在屋内或走廊中?刚才你说过那里的灯光很暗。”
“绝对不可能。不管室内还是走廊,连一只耗子也无处藏身。”
“谢谢你,请继续说。”
“看门人跟着我上了楼,看到我脸色如土,他知道出了某种可怕的事。我们顺着走廊奔向那个通向旁门的楼梯,下了楼梯看到旁门关着,但没有上锁。推开门,我们冲了出去。这时,钟敲了三下,正是九点三刻。”
“这是很重要的。”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在他的衬衫袖口上记了下来。
“那晚天很黑,外面下着小雨,查尔斯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但尽头的白厅路上还是跟往常一样车来人往。我们沿人行道一直跑过去,在右拐角处,有一个警察站在那儿。
“我气喘吁吁地说道,‘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丢了。有人经过这条路吗?’
“‘先生,我才站了一小会儿,’警察说,‘仅仅有一个高个子老妇人经过,戴一条佩兹利披巾。’
“‘哎,那是我老婆,’看门人大声叫道,‘难道就没别的人了吗?’
“‘没有别人。’
“‘那么,窃贼一定从左边的拐角逃跑了。’他拽着我的袖子喊道。
“我可不信,他是企图引开我。我对他老婆的怀疑就更大了。
“‘她往哪边走了?’
“‘不知道,先生,只见她走过去,她好像走得非常急。’
“‘有多长时间了?’
“‘大概几分钟。’
“‘不过五分钟?’
“‘是的,没有五分钟。’
“‘别再浪费时间了,先生,’看门人高声喊道,‘请相信我,我老婆决不会干这种事的,快往左边追吧。你不去我去。’说着,他向左边追去。
“可是我一下子拽住了他的衣袖。
“‘你住在哪儿?’我问他。
“‘布里克斯顿街的艾维巷十六号,’他答道,‘可别让假线索给迷惑了,费尔普斯先生。我们最好去左边打听一下。’
“他的建议也对,所以我们还有那个警察迅速往左边跑,只看见街上熙熙攘攘,哪还有人顾得上告诉我们有谁从此走过呢。
“我们又返回了外交部,检查了一遍楼梯和走廊,没有什么结果。走廊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可是没找到一点儿痕迹。”
“那晚一直下雨吗?”
“从七点左右开始下的。”
“约在九点钟左右那个女人到室内,怎么可能不留下脚印呢?因为她是穿着带泥的靴子的。”
“当时我也这么想,可这个杂役女工有个习惯,在看门人房里她会脱掉靴子,换上布拖鞋。”
“知道了,也就是说,当时虽然下着雨,却没有看见脚印,是不是?这些都很重要。你们接着又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搜查了一遍房子。窗户从里面插上了。地板上铺了地毯,天花板是普通白灰刷的。偷了文件只能由房门逃掉,这我敢发誓。”
“说一下壁炉。”
“屋里根本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火炉。电铃就装在我写字台的右边。但他为什么按铃?真叫人奇怪。”
“这的确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接着你们又干了点儿什么呢?我想你们是检查过了房间,看看他留下了什么,如烟头、落下的手套、发卡或者其它小东西,是吗?”
“都没发现。”
“有没有什么气味?”
“当时未想到。”
“唉,像这样的案子,哪怕有一点儿烟草气味对我们都是很有用的。”
“我从不吸烟,屋里如果有烟味,我肯定能闻出来。千真万确,一点儿烟味也没有。惟一可疑的便是那个叫坦盖的看门人的老婆,她是从那里慌忙走出来的,看门人对此说不清楚。我和警察都认为,那个女人要是的确有那个文件,那么要尽快在她未脱手前就抓住她。
“苏格兰场的福布斯侦探立即赶到了现场,接手此案。我们到了看门人的家,一个年轻女子开了门,那是他们的长女。她让我们在前厅等候,因为她母亲还没有回家。
“十分钟后,传来了敲门声。我们错过了一次机会,当时没有自己开门,去开门的是她的女儿。我们听她说,‘妈妈,家里有两个人来了,正等着见你。’接着我们听到一阵快速走进过道的脚步声。侦探猛地把门推开,我们进了厨房,可那女人抢先走了进去。她带着敌意盯着我们。后来,我被认了出来,一种十分诧异的表情表现在她的脸上。
“‘啊,这不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么!’她大声说道。
“‘喂,喂,你为什么要躲开我们?’警官福布斯问道。
“‘我还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她说,‘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点儿私事。’
“‘这不是一个充分的借口,’福布斯回答说,‘有证据说明一份重要文件被你从外交部拿回家。你只好跟我们到苏格兰场去接受质询。’
“她抗议着,抵抗着,但都没用。我们喊来了一辆四轮马车,走之前,我们想看看她是否把文件给烧了。可是,一点儿碎屑或灰烬的痕迹都没有找到。到了苏格兰场,我们把她交给了一个女检查员。可是女检查员送来了报告,没有提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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