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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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失其鹿,群雄共逐。
元朝末年,几十年地坐享其成,已经完全地将蒙古人从昔日地草原雄鹰,变成了今日地圈养草鸡。

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由于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内战不断,而这时地国家军政大权也已经转移到了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

元朝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仁宗延?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

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

蒙古人要弥补亏空,但却没有宋朝那种开源节流地本事,只有是不断地加重税收,滥发纸币,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而官吏敛括的花样更是无奇不有。

到了元顺帝(元惠宗)时,一切**现象已然是达到极点,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

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盗匪横行。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便以“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称“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

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五千余人,“背心皆书佛字”,到了至正初,小规模起义、暴动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

由于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北方原辽国、金国汉族人)、南人(南方南宋汉族人),因此蒙古人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

元丞相伯颜等人由此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还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

如是种种,到至正十一年(1351年),终于爆发了最终将蒙古人赶回草原、并引发元帝国彻底崩溃地红巾军大起义。

在红巾军起义地前后,日后坐大地还有至正八年(1348年)浙东方国珍和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张士诚的起义。

元末群雄,从始至终都分为两大派系,即刘福通和徐寿辉的红巾军系,以及张士诚、方国珍的非红军系。

红巾军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颖州,领导人是刘福通;一支起于蕲、黄,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

同年五月,刘福通率领农民军攻下颍州,此人长期以来即以白莲教的名分来组织农民进行造反,他最初在永年推韩山童为首,称韩为宋徽宗八世孙,于是“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

后来事机泄露,韩山童被捕,其子韩林儿逃至武安,刘福通即来颍州,攻下朱皋,在朱皋开仓赈济贫民,“从者数十万”,以后又相继占领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

八月,徐寿辉、彭莹玉攻下蕲州。

彭莹玉是袁州“庄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为人治病――也就是给病人喝掺杂了药物地天然矿泉水,而袁州百姓也“事之如神”。

彭和尚也是长期利用白莲教发展组织的高手,当至元四年(1338年)起义失败时,他逃匿至淮西,淮民“争庇之”。

徐寿辉,本来布贩子一名,实则绣花枕头一个,彭和尚见他相貌不俗,便推举他为王,在蕲、黄起义,并建元“治平”,国号天完。

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地义军中,“天完”军地纪律是最为严明的,也是扰民最少的。

“天完”者,大元上各加一横一宝盖,“压”大元为主也;“天完”政权地太上皇是彭和尚,主要执行人则是邹普胜。

天完政权初开张时,攻伐四克,不仅打败元朝威顺王宽彻不花大军,连陷饶州、信州以及湖广、江西诸郡县,未几又破昱岭关,攻克杭州,队伍很快便增加到百万人,邹普胜一军也极能打,连克太平诸路,声势大震。

以后徐寿辉又派部将明玉珍攻取四川,于是四川和云南一部分地区也被红巾军所控制。

可惜的是,天完政权中,没有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知识分子教他们长谋远略,得城多多,遂得遂失;闹腾一年多,所存广大地区一个一个丢掉,最后连“国都”蕲水也被元军攻下,“皇帝”徐寿辉只能跑到黄梅躲着。

彭和尚见势不妙,携带大笔珠宝不知所踪,日后此人再无露面,估计是蓄发当起了富家翁。

就这一点而言,彭和尚是成也白莲教、败也白莲教:读书人所尊奉地是儒家地孔子,与白莲教所信奉地“弥勒佛”风马牛不相及,二者能有什么共鸣才是怪事。

在这一点上,朱元璋就做的很好,他在借红巾军地这个外壳壮大了自己地实力之后,立即便与白莲教翻脸为仇,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读书人――应该说也是代表着当时先进生产力地小地主阶级的怀抱中去了。

至于做了如此“不讲道义”地事情之后的结果如何,大家就都有目共睹了。

节节败退之时,“天完”政权幸好有倪文俊能干,率军连接攻克沔阳、襄阳、中兴(江陵)、武昌、汉阳、蕲水等地,最终把徐“皇帝”迎驾到汉阳。

倪文俊与徐寿辉相处了一阵后,“君臣”不和,老倪想杀“皇帝”老徐,不成,只得跑往黄州自己老部下陈友谅处。

孰料,陈友谅正愁自己手下人马不多,见老倪自己送上门来,当即欢天喜地的迎接,然后没过几天,陈友谅就在酒宴上杀掉老上司,吞并其全部兵马。

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终于杀掉了徐寿辉,自己即位做了皇帝,定国号大汉。

同是西路红军大将地明玉珍不服陈友谅,于是不久也在四川重庆自立,国号大夏,并以明教为国教攻下了四川,是早期红军将领独霸一方者唯一善终的,他终其一生都在和云南元军作战。

明玉珍原名?玉珍,因为信奉明教,把自己姓都改了――老朱后来也只敢把国号叫“明”而已。

陈友谅,沔阳打渔人出身,本姓谢,其祖父入赘陈氏,因从其姓。

老陈小时候也读过几天书,略通文义。青年时代有算卦人说他家祖坟风水好,当出贵人,这使得陈友谅窃喜之余,便一直怀有造反异志。

当时民不聊生、天下大乱,有“造反”念头的人其实还是很多的。

徐寿辉起兵时,陈友谅正当小县吏公务员,即刻投笔从戎,加入造反队伍。他首先在倪文俊手下当小文书,不久便自己带兵出外发展,很快成为天完政权的一方军将。

与此同时,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也在战斗中壮大起来。

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顺帝听信奸臣谗言,把正在围剿张士诚地丞相脱脱解职,脱脱所统率的“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很多人都投入红巾军,刘福通的声势由此而日盛。

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拥立韩林儿在亳州称帝,改元龙凤,国号大宋,史称“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大宋的领导。

在义军中,“龙凤”军地纪律仅次于“天完”――有信仰的部队、不管是什么信仰,其纪律终归是要胜过乌合之众的。

事实上,抛弃了自己信仰地朱元璋军,虽然其纪律不及以上二者,但也还是在非红巾军系地其他队伍之上的。

刘福通以汴梁为中心,指挥和元军的正面战场。最出名的就是三路北伐。基本上经过北伐之后,元军折损已尽,无力和义军再作战了。

刘福通可谓是元廷最大的敌人,他以河南安徽山东为基地和河北、山西、陕西的元军对抗,消灭了元军主力,迫得元廷依靠民军才打败龙凤政权,情况有点类似后来地太平天国。

东路军主帅毛贵是北伐中成就最大者,这人是芝麻李手下,收复了山东,并且一度曾打到过蓟县,差点提前让元顺帝回老家放羊去,是三路北伐军中唯一建立了政权又打下根据地的,而其他两路经过奔袭作战都失败了。

芝麻李也是明教的一个首领,在刘福通起义后三个月攻下了徐州,以呼应刘福通、徐寿辉,三家鼎足屡败元军,形成了元末的第一次反元**。

濠州也是在芝麻李的义军庇护下才得以生存,李部有位赵君用,此人一到濠州就差点杀了郭子兴――也就是朱元璋的老丈人。

后来赵君用去了山东,又红眼病发作杀了山东红军主帅毛贵,导致山东战场溃败,中原红巾军战场随之土崩瓦解。

灰常地悲催……

元末农民起义,后人都被朱元璋地义军所吸引,明朝的创立就成了推翻元人统治的代名词,因此那段战国时代的主流历史,便有了很多被遗忘、但很重要的篇章。

当一线红巾军正在和元军主力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小和尚朱元璋却是开始独树一帜,逐渐发展和积累着自己的势力。

朱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原名朱重八,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小时候为地主放过羊,做过和尚,至正十二年(1352年)参加了濠州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

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奉命南略定远,招降驴牌寨壮丁三千人,又夜袭元军于横涧山,收精兵两万,

随即进占滁州。

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进兵和阳,渡江攻下太平、溧水、溧阳等地,这时,韩林儿在亳州称帝,他接受了韩林儿的官职、封号,军队皆以红巾裹头,亦称香军,成为红巾军内部一支独立地、强大的武装力量。

事实上,虽然朱元璋在加入濠州义军后当了首领郭子兴的女婿,并独立一军,下采石,得浙东文人拥护,高筑城广积粮,鄱阳湖大战杀陈友谅,灭张士诚、方国珍,直至北伐大都,但是在北伐之前,朱元璋军其实却是很少和元军主力作战的。

换句话说,在朱元璋发展地前期,他都是以吞并其他义军和小股元军来壮大自己的,而在早期地一线北方红军将领全部陨落之后,朱元璋又趁元军接下来自己火拼的三年中,统一了南方。

应该说,元朝覆灭,不在于朱重八如何的了不起,而在于一线红巾军从至正八年到二十三年,这十余年的奋战消灭了元军大部主力所致。

在元末义军中,方国珍起义最早,在至正八年便开始造反,称的上是反抗元朝的第一条好汉,也是刘基的死对头,刘伯温凭籍和他打仗所积累出的经验写了部兵书,为以后辅佐朱元璋发挥了重大作用。

方国珍一直雄踞东南,在朱元璋先后灭掉陈友谅和张士诚之后,主动

“识时务者为俊杰”地投降了。

张士诚,小字九四,元末泰州白驹场(今江苏大丰西南白驹)人,他自年轻时代起,就做当地盐场的帮闲记账一类杂差,很能损公肥私,凭关系让三个弟弟干上操舟运盐的营生,顺便走私贩盐。

张士诚为人轻财好施,很似《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颇得当地老百姓欢心。从人品上讲,张士诚为人是元末群雄中数一数二的“好人”,不奸险,能容人,礼待读书人,

至正十三年(1353年),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率盐丁起兵反元,攻占泰州、兴化、高邮等地,随即他就接受朝廷“招安”,还弄了个官做。

但当元廷要张士诚出兵去打濠州等地的红巾军时,老张怕吃亏,推托不去,转而更是径直占了高邮,称诚王,建国号大周,改元天。

转年,张士诚树大招风,大元朝的丞相脱脱亲自率百万大军来攻,把高邮团团围住,当时的张士诚,叫天不灵,呼地不应,悔得肠子都青,连扇自己嘴巴怪自己招摇惹事。

最惨的是,他想投降都不行,脱脱铁定了心攻下高邮后要尽屠当地兵民,以在江南树威示警,但人算不如天算,脱脱遭朝中奸臣算计,元顺帝一纸诏书把他就地解职押往吐蕃,半路毒酒赐死。

至于那“百万大军”,由此一时星散,群龙无首,张士诚终能逃出生天,率一股人马逃出高邮当流寇去也。

从这个角度而言,张士诚堪称是元末对元作战的盖世功臣。

当是时,第一阶段反元大起义已经是进入了最低潮的时候,百万元军已经打破了红巾军长江防线,恢复了南北元军的联系。

正是作为非红军系统的张士诚军,在高邮的围城战中因“不能降”而坚守,最终才阴差阳错地导致了脱脱所率领的元军百万主力崩溃,也从此开始了各路反元义军的第二次**。

在天下大乱的“大好”形势下,张士诚很快东山再起,并迅速占领了江南最富庶的常熟、平江两个重镇,平江即今日苏州,自古即为粮仓,衣仓,钱仓,是真正的大富之地。

而后,张士诚势力发展极为迅速,湖州、杭州、诸全(诸暨),绍兴、宜兴、常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泗州以及朱元璋的老家濠州,全部被其所占领。

时来运转后,张士诚改平江为隆平郡,开弘文馆,招贤纳士,提前干起“贤德”帝王的营生来。

后来受苗军杨完者部的打击和朱元璋的挤兑,老张又接受元朝江浙行省右丞相达识帖木儿的“劝告”,再次投降元朝,当起大元的“太尉”来。

扯虎皮做大旗,老张在几年间据地两千余里,北逾江淮,西至濠泗,东达至海,南连江浙,俨然江南一国。

再往后,张士诚要当真王爷,元朝不答应,老张就于至正二十三年派兵进攻安丰(今安徽寿县),攻打刘福通。

逼走刘福通和韩林儿后,张士诚自立为“吴王”,定都平江(今江苏苏州),至此和元朝基本闹翻,连粮食也不往大都运送了。

即便是刘福通如此勇武之人,之后也被张士诚手下大将吕珍包围于安丰(寿县),并于出战时被杀;如果朱元璋不来救,就连小明王韩林儿也会被张士诚军队活捉。

事实上,张士诚打刘福通,也不算是所谓的“起义军”内讧,因为这两个人根本不是一个派系。

“红军”之间,平时里自己也是互相争得你死我活,所以,张士诚打刘福通,更可称的上是天经地义之事。

在张士诚称王一年之后地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也在建康(今南京)自称吴王;为了与张士诚有所区分,时人称张士诚为“东吴”,而称朱元璋为“西吴”。

刘福通战死,朱元璋为救小明王率军北上,遭到陈友谅汉军的全力攻打――朱元璋“过界”了,这时是至正二十四年,正是北方红巾军全军覆没的一年。

这时候照理说元军势力强大,坐山观虎斗后应该消灭疲劳的吴军,说什么也不应让朱元璋从容吞并陈友谅地大汉后,再灭张士诚地东吴的,可是却没有一个元兵出现。

如果元军的两大主力在消灭红巾军主力刘福通部后,趁着红巾军陈朱两部火拼,分兵南下,两军当时的力量均是不足以对抗元军的,这样元军还有最后一丝剿灭义军的机会。

但此时破了刘福通主力红军地孛罗贴木耳的山西元军,却是和察罕贴穆尔的山东元军打起来了――这个察罕,就是《倚天屠龙记》中赵敏那个英明神武的父亲。

孛罗军消灭红巾军主力后,没有南下灭红军,反而北上大都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元太子跑到了王保保军中,合兵反击孛罗军,这一战一直打到至正二十五年。

孛罗死后,元朝却是内战仍酣。

察罕贴木尔军、王保保固然是嫡系,但是主力中也包括李思齐等老将,根本就不听王保保的南征将令,然后元军地这最后一支主力就集体开到西北晋陕一带开练,而元顺帝居然乐得坐山观虎斗。

也就是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已然并吞陈友谅、并已坐大了的朱元璋,终于开始把兵锋转向了苏州张士诚,他采取了“煎其肘翼”的军事部署,派将攻占久被张士诚所控制的高邮、淮安等地,一面又东向湖州、嘉兴和杭州,歼灭张士诚军的主力,然后进围苏州。

在进攻张士诚时,朱元璋就已在檄文中公开骂白莲教是“妖术”,说红巾军“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茶毒生灵,无端万状”,全然不顾自己本身就是红巾军一部地事实。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吴元年)九月,苏州城破,张土诚被俘自缢而死,三吴平定。据守庆元、温州、台州一带的方国珍也遣使归降。

同年,又分别派将攻取广东、福建,至此朱元璋已据有东南半壁,并决意北伐,在宋濂等人草拟的一篇声讨元朝的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洪武元年)七月,徐达会诸将于临清,连下德州、通州等城,元顺帝率后妃、太子和一部分蒙古大臣从大都北逃。

八月,北伐军进占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这一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是为明太祖。

之后朱元璋又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终于消灭了其他农民军残余,并击溃了元朝残余势力(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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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张士诚在府邸中闻城溃,谓其妻刘氏曰:“我败且死,若曹何为?”

刘氏良德妇人,冷静答道:“君勿忧,妾必不负君。”言毕,她怀抱两个幼子,在齐云下积柴薪,与张士诚诸妾登,自缢前令养子辰保纵火焚之。

张士诚当时独坐室中,左右皆散走。

但事实上,刘氏虽然自杀,但那两个儿子却是以“偷龙转凤”地手法留下了一人,交与府中死士,并在半月之前便已潜入民间。

对于吴地之人来说,张士诚为人宽厚多仁,赋税轻敛,因此吴人对他颇多怀恋。苏州当地人一直都很怀念昔日张士诚轻徭薄赋的仁德,每年阴历七月三十日为张士诚烧香,托名为地藏菩萨烧香,实际上是烧“九四香”(张士诚原名张九四)。

张氏属下贪纵,但并不残暴,也没滥杀人,加之吴地殷富,即使东吴官员爱钱,却也不是刮地三尺那种贪残。

反观朱元璋,因恨吴人为张士诚所用,他取大地主沈万三家的租薄为依据,格外加赋,高达每亩实粮七斗五升,并且以数年时间把吴地的中小地主基本消灭干净。明朝人贝清江记载说:“三吴巨姓……数年之中,既贫或覆,或死或徙,无一存者。”

张士诚家兄弟三人,全都喜欢招延宾客,张九六(士德)在时,已经延致了不少著名文士,诸如高启、杨基、陈基、张羽、杨维桢等人,终夕饮乐于幕府之中,唱和往来。张士诚又向这些文人墨客们大赠舆马、居室、文房精品,远近潦倒的文人雅士,一时争相趋之。

要说这些文人中,也当真不乏有那真才实学之人,在形势危急之际,便受命拟定出一个“无中生有”地潜伏计划来。

这个计划地核心,便是平江陷落、国祚倾覆之后地东山再起路线图,除张士诚地一名皇子之外,还精心准备了三个替身。

朱元璋之所以后来如此苛待吴地士绅,与这个计划地失密不无关系,但遗憾地是,朱元璋却是终究也没能等到破获这个计划地那一天。

但是,追查这个计划地遗诏,却是在朱元璋死后秘密地流传了下来。

此计划名为:?中生有。

PS:在起点写书将近一年,今日又开新书,心情难以言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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