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零四）四大“鬼使”会京师
“老康也是，象个炮仗一样，一点就着，”罗丰禄说道，“他要总这么干下去，人就好都得罪光了。”
“老康也是心忧国事，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全办好。”张荫桓替康有为解释道，
“不然，他行事太过刚愎自用，认准的事容不得别人反驳，”伍廷芳摇头说道，“我是后听到敬茗这个关于分解日本的方略的，乍一听来有些不可思议，但仔细一想却十分有道理，可老康偏偏就是听不进去，真是让人费解。”
“这个分解日本的事，可就着落在你我这几人身上了，哈哈，”张荫桓有些自嘲地笑道，“自古未闻有以分解他国为乐者，当从你我四人始，真是可笑之至。”
“后世史书提及此事，或谓之四大鬼使分日本，咱们这些办外交的，此生足矣。”罗丰禄也笑道，可孙纲听出来他笑声里有一丝苦涩之意。
“外交为一国之重务，何来鬼使之说？”孙纲听了他们的话，不由得奇怪地问道，
“未能事人，只能事鬼，遂去父母之邦。就是说咱们这些个办外交的。”伍廷芳也苦笑道，“敬茗这回和咱们上一条船，这仕途上可就要吃亏了。”
孙纲想起来慈禧太后那句“委屈你了”和江穆齐说的“前程受影响”的话，心中更是觉得不解，就向他们细问端详。
真是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原来，在大清中国现在的“主流”社会，“外交官”是被士林最看不起的一群人。
早在1876年。也就是甲午战争前的十八年，郭嵩焘受命出使英国，成为大清帝国以平等身份派驻海外的第一个使节。郭嵩焘其人才高八斗，学贯中西，世界各国当时都对他评价甚高，称其为“少有地中国聪明使臣”。可在他的家乡湖南，当时的士大夫“愤青”们却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汉奸”，不好好在国内呆着“报效天恩”，出去“伺候”洋鬼子？是何居心？当时有人甚至还做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都这样了还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此后，中国外交官们的“鬼使”称号就此载入史册。
由于湖南士子乡亲们认为郭嵩焘“放洋事鬼”的举动简直是“辱没祖宗”，很多人叫嚷着要砸烂郭嵩焘家，以表“拳拳爱国之心”，在他们看来，即使郭嵩焘在英国打不着本人，那么砸两扇“鬼使”家地窗户也算是申了“民愤”了。这类“民间打砸抢”事件到底没生现在已经不可考了，可郭嵩焘从此再也没能翻身，虽然李鸿章多次向他施以援手。可这位中国第一位杰出的外交官终其一生，也没能摆脱身上的骂名。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身为“天朝上国”的中国遣使藩属和“四夷”，只有两种情况，不是宣扬“皇恩”（比如说郑和下西洋），便是羁縻“远藩”（比如汉唐时期地“和亲”政策，为什么派个男人去“交涉”就不可以，送个女人去让人家白那个“什么”却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妥”，不管这个女人是公主还是平民百姓。难道是怕男人去被人家那个“什么”有伤风化？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天朝上国”这一辈子他就从来没有这个“对外派驻常任使节”的“规矩”，也不接受“夷狄”们派驻使节，甚至于连外夷来中国朝贡的使节也都不许久留！
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情况就已经生了根本变化，西方列强竟然要求向北京派驻外交使节！
这在外国人看来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要求，可没想到居然比“割地赔款”引起的“舆论反弹”还要大！中国传统士大夫们群起抗议。认为这些洋人们“羁縻京师”。有失天朝“体统”（中国人的这种想法真是不可理喻，皇帝的园子都让人烧了砸了抢了。还有什么“体统”可言？）但在西方列强的枪炮面前，“天朝上国”也只好乖乖地放弃“原则”（可见还是“拳头大才是硬道理”），“洋鬼子们”便堂而皇之地在“天子”脚下住了下来。
西方使节进来了，可“天朝上国”却坚持不外派对外使节！
郭嵩焘出使英国，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此前中英之间生了“马嘉理事件”（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擅自带领一支英国探险队由缅甸闯入云南境内，和当地居民生了冲突，英国人开枪打死了数名当地居民，当地居民则奋起反抗将这个不知死的家伙干掉了。英国借此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根据该条约里的一条，中国应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担任中国驻英国公使。
郭嵩焘同意出使，其实也是这位开明地洋务派官员和李鸿章一样，有着替国家担当的胸怀和气魄，他当时自己就说过“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理”。即便这样，他仍然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以至于最后还是身败名裂，连亲朋好友都为他惋惜，认为他千不该，万不该，去当这个“鬼使”的外交官。“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
中国外交官不仅被士林视为“鬼使”，实际在中国官僚制度的设计上，也被作为“等外品”处理。根据清廷的相关规制，外交官一职并非“实职”，而只是“出使某国钦差大臣”，临时“差使”而已。论这个“实职”与“差使”，那里面的“讲究”可就大了去了，“实职”乃是经过吏部任命的经常性官职，被纳入国家升迁考核的完整体制当中去，而“差使”则是临时性地派遣，等于是后世的“出差”，“差使”完成仍回原职就算不错了。
外交官只是作为“差使”，而且在国家制度设计的时候，没有明确“销差”回国后的“政治待遇”，这一趟“出差”最短一二月，有的甚至是好几年，这样一来，在这个通讯还不达的时代里，外交官与国内官场的联系自然要稀疏甚至中断，这对官员地升迁来说有相当不利地影响，在中国传统官员们看来，出任“鬼使”无疑是和“自断前程”划等号的。
上次朝廷安排李鸿章出访欧美，其实也是有一定“深意”地，害怕李鸿章位列中枢，权力太大，所以用这个办法制衡一下，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康有为不也就是这么“鄙视”李鸿章的么？
孙纲听了他们的解释，这才明白，慈禧太后为什么要对他说“委屈你了”，而江穆齐不陪他出使，坚持要留在国内“替他看家”的举动，也就很好解释了。
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有升迁的机会，他现在也知道原因了。
李鸿章没有和自己明说当中的玄机，其实可能他是基于对自己性格和能力的了解，才没有事先告诉他的。
因为他知道，自己能够理解他的苦心。
孙纲现在才明白，怪不得中国在外交方面为什么总是吃亏的多，其实不光是“弱国无外交”的原因，这个举国上下以外交为“耻”的观念，根本不知外交为何物，在里面也起了相当坏的作用。
“四大鬼使又怎么了？谈笑间，改变世界格局，正是我辈鬼使所为！”孙纲听完后，大声说道，“那些腐儒怎么会知道？这一次去日本，咱们四大鬼使，如此这般一番，就要干他一回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给全世界瞧瞧！”
“敬茗小友的心志，真是不可估量啊，”张荫桓感叹道，“老夫这回也拼了这把老骨头，让列强在日本狗咬狗，为大清争他十年和平！”
“眼下日本局势错综复杂，诡谲多变，咱们今天一起上敬茗这里来，其实就是想协商一下，怎么样才能把日本分得永远合不上，还能让列强无法抽身。”罗丰禄笑着说道，“我从中堂大人那里知道了敬茗提出的这个亲英，诱法，联德，拉美四管齐下的方略了，可谓旷古未有之奇着。这次和以前不一样，不再是弱势外交了，咱们这些鬼使好容易咸鱼翻身一回，可以好好玩一回了。”
张荫桓和伍廷芳也都一脸兴奋的样子，孙纲有些好笑地看着他们三个，心里暗暗在想，中国外交史上最“壮丽辉煌”，也是最“啼笑皆非”的一页，就是从他们这四大“鬼使”会京师这里翻开的吧？
“老康也是心忧国事，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全办好。”张荫桓替康有为解释道，
“不然，他行事太过刚愎自用，认准的事容不得别人反驳，”伍廷芳摇头说道，“我是后听到敬茗这个关于分解日本的方略的，乍一听来有些不可思议，但仔细一想却十分有道理，可老康偏偏就是听不进去，真是让人费解。”
“这个分解日本的事，可就着落在你我这几人身上了，哈哈，”张荫桓有些自嘲地笑道，“自古未闻有以分解他国为乐者，当从你我四人始，真是可笑之至。”
“后世史书提及此事，或谓之四大鬼使分日本，咱们这些办外交的，此生足矣。”罗丰禄也笑道，可孙纲听出来他笑声里有一丝苦涩之意。
“外交为一国之重务，何来鬼使之说？”孙纲听了他们的话，不由得奇怪地问道，
“未能事人，只能事鬼，遂去父母之邦。就是说咱们这些个办外交的。”伍廷芳也苦笑道，“敬茗这回和咱们上一条船，这仕途上可就要吃亏了。”
孙纲想起来慈禧太后那句“委屈你了”和江穆齐说的“前程受影响”的话，心中更是觉得不解，就向他们细问端详。
真是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原来，在大清中国现在的“主流”社会，“外交官”是被士林最看不起的一群人。
早在1876年。也就是甲午战争前的十八年，郭嵩焘受命出使英国，成为大清帝国以平等身份派驻海外的第一个使节。郭嵩焘其人才高八斗，学贯中西，世界各国当时都对他评价甚高，称其为“少有地中国聪明使臣”。可在他的家乡湖南，当时的士大夫“愤青”们却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汉奸”，不好好在国内呆着“报效天恩”，出去“伺候”洋鬼子？是何居心？当时有人甚至还做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都这样了还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此后，中国外交官们的“鬼使”称号就此载入史册。
由于湖南士子乡亲们认为郭嵩焘“放洋事鬼”的举动简直是“辱没祖宗”，很多人叫嚷着要砸烂郭嵩焘家，以表“拳拳爱国之心”，在他们看来，即使郭嵩焘在英国打不着本人，那么砸两扇“鬼使”家地窗户也算是申了“民愤”了。这类“民间打砸抢”事件到底没生现在已经不可考了，可郭嵩焘从此再也没能翻身，虽然李鸿章多次向他施以援手。可这位中国第一位杰出的外交官终其一生，也没能摆脱身上的骂名。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身为“天朝上国”的中国遣使藩属和“四夷”，只有两种情况，不是宣扬“皇恩”（比如说郑和下西洋），便是羁縻“远藩”（比如汉唐时期地“和亲”政策，为什么派个男人去“交涉”就不可以，送个女人去让人家白那个“什么”却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妥”，不管这个女人是公主还是平民百姓。难道是怕男人去被人家那个“什么”有伤风化？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天朝上国”这一辈子他就从来没有这个“对外派驻常任使节”的“规矩”，也不接受“夷狄”们派驻使节，甚至于连外夷来中国朝贡的使节也都不许久留！
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情况就已经生了根本变化，西方列强竟然要求向北京派驻外交使节！
这在外国人看来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要求，可没想到居然比“割地赔款”引起的“舆论反弹”还要大！中国传统士大夫们群起抗议。认为这些洋人们“羁縻京师”。有失天朝“体统”（中国人的这种想法真是不可理喻，皇帝的园子都让人烧了砸了抢了。还有什么“体统”可言？）但在西方列强的枪炮面前，“天朝上国”也只好乖乖地放弃“原则”（可见还是“拳头大才是硬道理”），“洋鬼子们”便堂而皇之地在“天子”脚下住了下来。
西方使节进来了，可“天朝上国”却坚持不外派对外使节！
郭嵩焘出使英国，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此前中英之间生了“马嘉理事件”（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擅自带领一支英国探险队由缅甸闯入云南境内，和当地居民生了冲突，英国人开枪打死了数名当地居民，当地居民则奋起反抗将这个不知死的家伙干掉了。英国借此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根据该条约里的一条，中国应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担任中国驻英国公使。
郭嵩焘同意出使，其实也是这位开明地洋务派官员和李鸿章一样，有着替国家担当的胸怀和气魄，他当时自己就说过“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理”。即便这样，他仍然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以至于最后还是身败名裂，连亲朋好友都为他惋惜，认为他千不该，万不该，去当这个“鬼使”的外交官。“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
中国外交官不仅被士林视为“鬼使”，实际在中国官僚制度的设计上，也被作为“等外品”处理。根据清廷的相关规制，外交官一职并非“实职”，而只是“出使某国钦差大臣”，临时“差使”而已。论这个“实职”与“差使”，那里面的“讲究”可就大了去了，“实职”乃是经过吏部任命的经常性官职，被纳入国家升迁考核的完整体制当中去，而“差使”则是临时性地派遣，等于是后世的“出差”，“差使”完成仍回原职就算不错了。
外交官只是作为“差使”，而且在国家制度设计的时候，没有明确“销差”回国后的“政治待遇”，这一趟“出差”最短一二月，有的甚至是好几年，这样一来，在这个通讯还不达的时代里，外交官与国内官场的联系自然要稀疏甚至中断，这对官员地升迁来说有相当不利地影响，在中国传统官员们看来，出任“鬼使”无疑是和“自断前程”划等号的。
上次朝廷安排李鸿章出访欧美，其实也是有一定“深意”地，害怕李鸿章位列中枢，权力太大，所以用这个办法制衡一下，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康有为不也就是这么“鄙视”李鸿章的么？
孙纲听了他们的解释，这才明白，慈禧太后为什么要对他说“委屈你了”，而江穆齐不陪他出使，坚持要留在国内“替他看家”的举动，也就很好解释了。
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有升迁的机会，他现在也知道原因了。
李鸿章没有和自己明说当中的玄机，其实可能他是基于对自己性格和能力的了解，才没有事先告诉他的。
因为他知道，自己能够理解他的苦心。
孙纲现在才明白，怪不得中国在外交方面为什么总是吃亏的多，其实不光是“弱国无外交”的原因，这个举国上下以外交为“耻”的观念，根本不知外交为何物，在里面也起了相当坏的作用。
“四大鬼使又怎么了？谈笑间，改变世界格局，正是我辈鬼使所为！”孙纲听完后，大声说道，“那些腐儒怎么会知道？这一次去日本，咱们四大鬼使，如此这般一番，就要干他一回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给全世界瞧瞧！”
“敬茗小友的心志，真是不可估量啊，”张荫桓感叹道，“老夫这回也拼了这把老骨头，让列强在日本狗咬狗，为大清争他十年和平！”
“眼下日本局势错综复杂，诡谲多变，咱们今天一起上敬茗这里来，其实就是想协商一下，怎么样才能把日本分得永远合不上，还能让列强无法抽身。”罗丰禄笑着说道，“我从中堂大人那里知道了敬茗提出的这个亲英，诱法，联德，拉美四管齐下的方略了，可谓旷古未有之奇着。这次和以前不一样，不再是弱势外交了，咱们这些鬼使好容易咸鱼翻身一回，可以好好玩一回了。”
张荫桓和伍廷芳也都一脸兴奋的样子，孙纲有些好笑地看着他们三个，心里暗暗在想，中国外交史上最“壮丽辉煌”，也是最“啼笑皆非”的一页，就是从他们这四大“鬼使”会京师这里翻开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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