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小学校长“敲锣骂街”
首任县委书记胡边柳接着说：“说来也巧，有一天，我在县政府分管县长曾平安同志的陪同下，随县教育局张文章局长到乡村调研教育工作时，看见一个男子在村湾边敲锣边骂街。”
“他骂什么？”我问。
“他骂的很难听，什么‘偷学校玻璃的，我操你们家祖宗八百代’，‘偷桌子凳子的，断子绝孙’，‘狗日的，没良心的王八蛋，再偷我们学校的东西，让狼咬死，让雷劈死。’…….。”胡书记说。
“‘当当’的锣声在山野村湾回荡，久久不绝。”胡书记说。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问。
“你听我慢慢说，我问张局长是什么人，张局长面带尴尬，一时语塞。我提高了嗓门问是什么人，张局长有些吞吞吐吐，底气明显不足地告诉我，是山坡小学校长郭凯歌同志。”胡书记说。
“校……校长，就……就这个素质？！我当时深为惊讶，难道我希望的教育起飞就这样开始？！”胡书记说。
“为人师表的校长怎么会这么粗俗呢？”我有些奇怪地问。。
“‘喊什么，喊什么？！’张局长冲到郭校长而前，吼了几句，将郭校长拉到我面前，介绍了我。校长很沉稳地跟我打着招呼，没有一点慌乱、惊惶的神色，这让我有些不悦。”胡书记说。
“我们一起来到了学校，沿着教室外面转悠。我看见窗户要么没玻璃，有玻璃的就是在上面用钻石刀划了一道道印子，纵横交错，十分难看。”
“这又是怎么回事？”我问。
“郭校长解释说，一些村民盖房子，窗户上的玻璃，有意设计成跟学校一样的尺寸，节假日和夜晚，时常有人来学校偷玻璃，偷回去后直接安装，防不胜防。”胡书记说。
“郭校长说，我们学校条件差，为了不让学生冻着，只好想方设法再安装。可再安装后还是有人偷，不得已，我们只好把好端端的玻璃划上印子。”胡书记说。
“郭校长说，即使这样，还是有人偷。您看这些窗户，有的用薄膜代替，有的用瓦楞纸代替，没偷走的玻璃也是划痕累累……。听了郭校长的话，我心情沉重，沉默不语。”胡书记说。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难道农民连桌子凳子、玻璃都买不起吗？”我问。
“校长指着一间教室让我看，我看见设计坐两人的条凳上坐了三四个学生，有些没课桌凳的学生，手拿课本，靠墙站着。”胡书记说。
“老师在一丝不苟地讲课，学生们没有一个埋怨的神色，而是明亮地睁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课，而冷风，正嗖嗖地刮向教室……。这情景既让我感动，又让我心酸。”胡书记说。
“看来，乡村学校的基础教育设施好差啊，与城里真是没法比啊。”我说。
“是啊，是啊。”胡书记沉浸在回忆中，继续说：“当当当，钟声响了，古老而苍凉的钟声在山野中回荡。下课了。课间操的时间到了，体育教师边吹着口哨边叫喊着，吃力地指挥着学生做操。”胡书记说。
“我问郭校长，你们的广播喇叭呢？校长回答，电线被偷，电送不过来。我心中有些不快，问张局长采取过措施没有？”胡书记说。
“张局长怎么说？”我问。
“张局长说，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也很着急，很痛心。一方面，他们召开了学生家长会，反复要求家长爱护学校的公物，县委、县政府也曾召开全县乡镇负责人、派出所负责人会议，要求确保学生有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胡书记说。
“县政府还和乡镇政府签定了目标责任书。我问效果如何？张局长说，刚开始好了一阵，可时间一长，就不行了。”胡书记说。
“看来，在乡村，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理念还没有完全深入人心啊。”我说。
“我问郭校长是怎么想的？当时，张局长跟我耳语了一阵。我得知校长大学本科毕业，当他的一些同学们纷纷到大城市、到特区、到国外去的时候，他却主动要求到贫困地区从事教育工作。”胡书记说。
“张局长说，郭校长品行端正，热情高，一门心事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多次受到表彰。可当上校长后，变得越来越‘俗气’，甚至敲锣骂街，让‘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斯文扫地，真是难以琢磨。”胡书记说。
“校长怎么说？”我问。
“校长说，说实话，我是第一个与他近距离交谈的县委书记，他是怀着满腔热情，并且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后，来到这里的。可来后，接触实际情况后，还是让他感到失望和痛心。”胡书记说。
“校长说，他没有退却，一方面努力教书育人，一方面走访学生家庭，以期共同给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使下一代人能用知识武装起来，有一个有别于他们祖辈父辈的精神风貌。”胡书记说。
“校长说，他到这里近十年，一些农民贪图小利的习惯就是改不了，偷玻璃、窗户、课桌凳、砖瓦、电线、电、树……，偷这偷那，弄得学校防不胜防。”胡书记说。
“校长说，他不得不苦想应对之策，有天突发奇想，冒出赌咒骂街的想法。他想，这办法虽然原始、愚昧、落后，但可能管用。于是，他就壮着胆子到周边几个村试骂了一阵。”胡书记说。
“村民不打他吗？”我问。
“校长说，刚骂时，他也是心惊肉跳的，还担心被打。但没有人打他，回校后，他觉得没气势，正巧有一个老师的孩子在敲锣玩，锣声有时清脆有时沉闷，可传得很远，他就将锣要了过来，开始边敲锣边骂街。”胡书记说。
“原来是这样啊。”我说。
“郭校长对我憨直地笑了笑，但这笑声充满苦涩。一个在大学里就入党的青年，一个教书育人的老师，一个担负示范带头作用的小学校长，就这样开始了‘打骂’人生，就这样成了山野村湾一道流动的、奇异的风景线……。”胡书记说。
“我遥望远山，远山苍莽；我仰望天空，天空茫茫。我心绪难宁，将视线从远山天空中拉回来，问郭校长，村民没打他，但回骂了他吗？郭校长回答说，一次也没有，有的村民还帮他骂呢。”胡书记说。
“我问校长，上面批评了他吗？郭校长说，因为骂街，他挨了不少批评。他也能接受，可就是改不了。他心里急啊，学校丢这丢那，他这个当校长的总得想法子啊，总不能老想着伸手找上面要啊。可想来想去还是想到了骂人上……。郭校长望我苦笑着。”胡书记说。
“看来，做好乡村的教育工作，难度很大啊。”我说。
“是啊，我问张局长，你们考虑过撤他的职吗？张局长说，骂人确实不好，影响人民教师形象。他们考虑过多次，但老百姓就是不答应。”胡书记说。
“张局长说，有一次真撤了，可学校周围几个村的老百姓围住了县教育局，一围几天，就是不依，就是不让撤。乡村干部也在背后使劲，反对撤。说到哪里都找不到这么好的老师，这么好的校长。”胡书记说。
“张局长说，上面出于稳定或者说维护安定团结的需要，也进行了干预。结果，只好让他官复原职。张局长冲我一笑，但笑得很不自在。”胡书记说。
“看来，乡村还是很欢迎郭校长这样的老师啊。”我说。
“是很欢迎，如果将来有可能，建议你好好用一下郭校长，郭凯歌同志。”胡书记说。
“我不打扰你，你继续说吧。”我说。
“我问郭校长，你这么骂有效果吗？校长回答说，有，在全县乡村小学中，山坡小学的东西是偷得最少的。县教育局张局长作了证实。我继续问校长，偷学校东西的现象在短期内能解决吗？校长回答说，难。”胡书记说。
“我问为什么？校长说，主要是农民太穷。我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校长说，发展经济，使他们尽快摆脱贫困。摆脱了贫困，他们就不会惦记我们学校这点小利了，学校的东西就安全了。”
“说得有道理啊，怪不得中央要提出精准扶贫了。”我说。
“是啊，作为县委书记，我当然对发展经济很感兴趣，发展毕竟是硬道理啊。我问怎样发展经济？校长回避了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深奥的问题。只是对我说，这应该是我考虑的，他的任务主要是教书育人。我穷追不舍地说，我很想听听他的看法。”胡书记说。
“校长怎么说。”我也对发展经济感兴趣，赶紧问。
“校长说，一是到县外签定劳务合同，组织农民外出打工。月光县太穷，有活力的经济实体太少，安置不了那么多人；二是依托本地资源，支持兴办各种民营经济实体，最好不要官办。”胡书记说。
“我点点头，接着问他，还打算骂下去吗？校长说，首先，要有两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仍在校长岗位上，学校的东西仍有人偷。如果具备这两个前提，他肯定要骂下去。不过，次数要尽可能少。”胡书记说。
“校长停了片刻后，低下头，很是惭愧地说，他给上上下下丢的脸太多了！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这声音有些苦涩、苍凉，好像带着沉重的无奈和叹息。我的心为之一沉。”
“我的心里也很沉重啊。”我说。
胡书记继续说：“我又跑了几所乡村学校，大多数校舍陈旧，漏风漏雨，桌椅残缺不全。即使这样，仍有人打学校的主意，偷这偷那，让人既心寒又气愤。但老师的敬业精神和学生的学习劲头让我感动，紧接着又让我心酸。”
胡书记说：“回来的路上，我一言不发。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我不停地问自己。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就索性起来，来回踱步，最后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什么‘惊人’的决定啊？”我问。
“你别慌，听我慢慢说。这项极有争议，好像是小题大作的决定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获得通过。随后，县委、县政府召开了由乡镇及下属村、县公安局及下属派出所、县教育局及下属学校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宣读了决定。”胡书记说。
“什么决定啊？”我问。
“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爱护学校一草一木。二、学校以前被偷的任何东西，皆由县公安局、教育局、乡镇人民政府三方负责追回，追不回的，由三方均摊资金购置新的。”胡书记说。
“任何一方不分摊资金，党政负责人就地免职。今后，学校被偷的东西不是减少、甚至消失，而是增加，三方负责人就地免职。三、县纪委监察部门全方位履职，发现一起，处理一起，绝不手软，绝不姑息迁就。”胡书记说。
“效果如何？”我问。
“这项决定的效果是明显的。我后来到学校巡查时，看见窗户上全是清一色的玻璃，课桌凳也已全部配齐。一些校舍也翻新重建了。至少在校容校貌上有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胡书记说。
“为此，我还专门跑到山坡小学，笑问校长郭凯歌，他还敲锣骂街吗？校长嘿嘿一笑，说不骂了。我说，他那个锣要保管好，说不定能成为文物呢。校长说，但愿如此。”胡书记说。
“那个锣应该还在吧？”我问。
“肯定在。”
“我到任后，一定要看一看，看一看这个有故事的锣。”我笑着说。
“我当时紧紧握着郭凯歌同志的手，衷心地感谢他。正是因为有一批像他这样的教育工作者扎根农村，才使我们的农村教育不至于荒芜，才能显示出勃勃生机。”胡书记说。
“他骂什么？”我问。
“他骂的很难听，什么‘偷学校玻璃的，我操你们家祖宗八百代’，‘偷桌子凳子的，断子绝孙’，‘狗日的，没良心的王八蛋，再偷我们学校的东西，让狼咬死，让雷劈死。’…….。”胡书记说。
“‘当当’的锣声在山野村湾回荡，久久不绝。”胡书记说。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问。
“你听我慢慢说，我问张局长是什么人，张局长面带尴尬，一时语塞。我提高了嗓门问是什么人，张局长有些吞吞吐吐，底气明显不足地告诉我，是山坡小学校长郭凯歌同志。”胡书记说。
“校……校长，就……就这个素质？！我当时深为惊讶，难道我希望的教育起飞就这样开始？！”胡书记说。
“为人师表的校长怎么会这么粗俗呢？”我有些奇怪地问。。
“‘喊什么，喊什么？！’张局长冲到郭校长而前，吼了几句，将郭校长拉到我面前，介绍了我。校长很沉稳地跟我打着招呼，没有一点慌乱、惊惶的神色，这让我有些不悦。”胡书记说。
“我们一起来到了学校，沿着教室外面转悠。我看见窗户要么没玻璃，有玻璃的就是在上面用钻石刀划了一道道印子，纵横交错，十分难看。”
“这又是怎么回事？”我问。
“郭校长解释说，一些村民盖房子，窗户上的玻璃，有意设计成跟学校一样的尺寸，节假日和夜晚，时常有人来学校偷玻璃，偷回去后直接安装，防不胜防。”胡书记说。
“郭校长说，我们学校条件差，为了不让学生冻着，只好想方设法再安装。可再安装后还是有人偷，不得已，我们只好把好端端的玻璃划上印子。”胡书记说。
“郭校长说，即使这样，还是有人偷。您看这些窗户，有的用薄膜代替，有的用瓦楞纸代替，没偷走的玻璃也是划痕累累……。听了郭校长的话，我心情沉重，沉默不语。”胡书记说。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难道农民连桌子凳子、玻璃都买不起吗？”我问。
“校长指着一间教室让我看，我看见设计坐两人的条凳上坐了三四个学生，有些没课桌凳的学生，手拿课本，靠墙站着。”胡书记说。
“老师在一丝不苟地讲课，学生们没有一个埋怨的神色，而是明亮地睁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课，而冷风，正嗖嗖地刮向教室……。这情景既让我感动，又让我心酸。”胡书记说。
“看来，乡村学校的基础教育设施好差啊，与城里真是没法比啊。”我说。
“是啊，是啊。”胡书记沉浸在回忆中，继续说：“当当当，钟声响了，古老而苍凉的钟声在山野中回荡。下课了。课间操的时间到了，体育教师边吹着口哨边叫喊着，吃力地指挥着学生做操。”胡书记说。
“我问郭校长，你们的广播喇叭呢？校长回答，电线被偷，电送不过来。我心中有些不快，问张局长采取过措施没有？”胡书记说。
“张局长怎么说？”我问。
“张局长说，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也很着急，很痛心。一方面，他们召开了学生家长会，反复要求家长爱护学校的公物，县委、县政府也曾召开全县乡镇负责人、派出所负责人会议，要求确保学生有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胡书记说。
“县政府还和乡镇政府签定了目标责任书。我问效果如何？张局长说，刚开始好了一阵，可时间一长，就不行了。”胡书记说。
“看来，在乡村，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理念还没有完全深入人心啊。”我说。
“我问郭校长是怎么想的？当时，张局长跟我耳语了一阵。我得知校长大学本科毕业，当他的一些同学们纷纷到大城市、到特区、到国外去的时候，他却主动要求到贫困地区从事教育工作。”胡书记说。
“张局长说，郭校长品行端正，热情高，一门心事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多次受到表彰。可当上校长后，变得越来越‘俗气’，甚至敲锣骂街，让‘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斯文扫地，真是难以琢磨。”胡书记说。
“校长怎么说？”我问。
“校长说，说实话，我是第一个与他近距离交谈的县委书记，他是怀着满腔热情，并且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后，来到这里的。可来后，接触实际情况后，还是让他感到失望和痛心。”胡书记说。
“校长说，他没有退却，一方面努力教书育人，一方面走访学生家庭，以期共同给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使下一代人能用知识武装起来，有一个有别于他们祖辈父辈的精神风貌。”胡书记说。
“校长说，他到这里近十年，一些农民贪图小利的习惯就是改不了，偷玻璃、窗户、课桌凳、砖瓦、电线、电、树……，偷这偷那，弄得学校防不胜防。”胡书记说。
“校长说，他不得不苦想应对之策，有天突发奇想，冒出赌咒骂街的想法。他想，这办法虽然原始、愚昧、落后，但可能管用。于是，他就壮着胆子到周边几个村试骂了一阵。”胡书记说。
“村民不打他吗？”我问。
“校长说，刚骂时，他也是心惊肉跳的，还担心被打。但没有人打他，回校后，他觉得没气势，正巧有一个老师的孩子在敲锣玩，锣声有时清脆有时沉闷，可传得很远，他就将锣要了过来，开始边敲锣边骂街。”胡书记说。
“原来是这样啊。”我说。
“郭校长对我憨直地笑了笑，但这笑声充满苦涩。一个在大学里就入党的青年，一个教书育人的老师，一个担负示范带头作用的小学校长，就这样开始了‘打骂’人生，就这样成了山野村湾一道流动的、奇异的风景线……。”胡书记说。
“我遥望远山，远山苍莽；我仰望天空，天空茫茫。我心绪难宁，将视线从远山天空中拉回来，问郭校长，村民没打他，但回骂了他吗？郭校长回答说，一次也没有，有的村民还帮他骂呢。”胡书记说。
“我问校长，上面批评了他吗？郭校长说，因为骂街，他挨了不少批评。他也能接受，可就是改不了。他心里急啊，学校丢这丢那，他这个当校长的总得想法子啊，总不能老想着伸手找上面要啊。可想来想去还是想到了骂人上……。郭校长望我苦笑着。”胡书记说。
“看来，做好乡村的教育工作，难度很大啊。”我说。
“是啊，我问张局长，你们考虑过撤他的职吗？张局长说，骂人确实不好，影响人民教师形象。他们考虑过多次，但老百姓就是不答应。”胡书记说。
“张局长说，有一次真撤了，可学校周围几个村的老百姓围住了县教育局，一围几天，就是不依，就是不让撤。乡村干部也在背后使劲，反对撤。说到哪里都找不到这么好的老师，这么好的校长。”胡书记说。
“张局长说，上面出于稳定或者说维护安定团结的需要，也进行了干预。结果，只好让他官复原职。张局长冲我一笑，但笑得很不自在。”胡书记说。
“看来，乡村还是很欢迎郭校长这样的老师啊。”我说。
“是很欢迎，如果将来有可能，建议你好好用一下郭校长，郭凯歌同志。”胡书记说。
“我不打扰你，你继续说吧。”我说。
“我问郭校长，你这么骂有效果吗？校长回答说，有，在全县乡村小学中，山坡小学的东西是偷得最少的。县教育局张局长作了证实。我继续问校长，偷学校东西的现象在短期内能解决吗？校长回答说，难。”胡书记说。
“我问为什么？校长说，主要是农民太穷。我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校长说，发展经济，使他们尽快摆脱贫困。摆脱了贫困，他们就不会惦记我们学校这点小利了，学校的东西就安全了。”
“说得有道理啊，怪不得中央要提出精准扶贫了。”我说。
“是啊，作为县委书记，我当然对发展经济很感兴趣，发展毕竟是硬道理啊。我问怎样发展经济？校长回避了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深奥的问题。只是对我说，这应该是我考虑的，他的任务主要是教书育人。我穷追不舍地说，我很想听听他的看法。”胡书记说。
“校长怎么说。”我也对发展经济感兴趣，赶紧问。
“校长说，一是到县外签定劳务合同，组织农民外出打工。月光县太穷，有活力的经济实体太少，安置不了那么多人；二是依托本地资源，支持兴办各种民营经济实体，最好不要官办。”胡书记说。
“我点点头，接着问他，还打算骂下去吗？校长说，首先，要有两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仍在校长岗位上，学校的东西仍有人偷。如果具备这两个前提，他肯定要骂下去。不过，次数要尽可能少。”胡书记说。
“校长停了片刻后，低下头，很是惭愧地说，他给上上下下丢的脸太多了！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这声音有些苦涩、苍凉，好像带着沉重的无奈和叹息。我的心为之一沉。”
“我的心里也很沉重啊。”我说。
胡书记继续说：“我又跑了几所乡村学校，大多数校舍陈旧，漏风漏雨，桌椅残缺不全。即使这样，仍有人打学校的主意，偷这偷那，让人既心寒又气愤。但老师的敬业精神和学生的学习劲头让我感动，紧接着又让我心酸。”
胡书记说：“回来的路上，我一言不发。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我不停地问自己。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就索性起来，来回踱步，最后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什么‘惊人’的决定啊？”我问。
“你别慌，听我慢慢说。这项极有争议，好像是小题大作的决定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获得通过。随后，县委、县政府召开了由乡镇及下属村、县公安局及下属派出所、县教育局及下属学校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宣读了决定。”胡书记说。
“什么决定啊？”我问。
“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爱护学校一草一木。二、学校以前被偷的任何东西，皆由县公安局、教育局、乡镇人民政府三方负责追回，追不回的，由三方均摊资金购置新的。”胡书记说。
“任何一方不分摊资金，党政负责人就地免职。今后，学校被偷的东西不是减少、甚至消失，而是增加，三方负责人就地免职。三、县纪委监察部门全方位履职，发现一起，处理一起，绝不手软，绝不姑息迁就。”胡书记说。
“效果如何？”我问。
“这项决定的效果是明显的。我后来到学校巡查时，看见窗户上全是清一色的玻璃，课桌凳也已全部配齐。一些校舍也翻新重建了。至少在校容校貌上有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胡书记说。
“为此，我还专门跑到山坡小学，笑问校长郭凯歌，他还敲锣骂街吗？校长嘿嘿一笑，说不骂了。我说，他那个锣要保管好，说不定能成为文物呢。校长说，但愿如此。”胡书记说。
“那个锣应该还在吧？”我问。
“肯定在。”
“我到任后，一定要看一看，看一看这个有故事的锣。”我笑着说。
“我当时紧紧握着郭凯歌同志的手，衷心地感谢他。正是因为有一批像他这样的教育工作者扎根农村，才使我们的农村教育不至于荒芜，才能显示出勃勃生机。”胡书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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