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去何匆匆·

“五四”思潮激发诱导着庐隐，她被自己的才气憋得难受：我常常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后来读文学概论，文学史，里面讲到文艺的冲动，我觉得我正有这种冲动，于是我动念要写一本小说，但是写什么呢？对于题材，我简直想不出，最后决定还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吧。
她躲在图书馆里开始着手创造，几天后整出了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隐娘小传》，可谓开山之作，后来她觉得“隐娘”一名不雅，便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意，不愿人们识其内心世界，并以“庐隐”作为她的笔名。

《隐娘小传》大部分是用文言文写成，也仅限于朋友间传阅，影响并不大。后来她读了几本短篇小说，觉得长篇小说结构穿插难，还是先写短篇为好。她写了一个短篇，战战兢兢地去请教某位文学教授，不想那哥们儿给了她当头一棒：“你也想写小说吗？这不是容易的事呢！你这篇东西就不像小说，我看还是不写吧！”庐隐一气之下，把稿子给撕了。难过了好几天，她又壮着胆子又写了一篇《一个著作家》。这是一篇歌颂纯真爱情、揭露金钱社会的力作。某大户人家的女子爱上了一个码字的哥们儿，两人在爱情与面包的旋涡中苦苦挣扎，后来女主人公病死，著作家则用破瓶子刺破心头，流着鲜血，呼喊着情人的名字，表达了对社会的抗议。

这篇小说很快被茅盾相中了。

那是1921年，茅盾、郑振铎创建“文学研究会”，庐隐通过大哥兼老乡郑振铎认识了茅盾，也加入了该会，登记的序号是13，属于第一批会员，也是首批21位会员中唯一的女作家。茅盾刚接编改组后的《小说月报》，见到庐隐的小说，稍微修改后便将其发表。

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庐隐的创作自信，由此正式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从此我对于创作的兴趣浓厚了，对于创作的自信力也增加了。”

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艺术”，提倡写实主义，探讨人生的意义，反对封建礼教。庐隐在她的创作生活中，一贯遵循此主张。她认为，作品应该含有时代的色彩，因此她的作品几乎全是写实，如描写不甘醉生梦死的青年人苦闷的《海滨故人》，集中描写农家女悲剧的《一封信》，表现赤手空拳的爱国学生被毒打的《两个小学生》，反映纱厂女工悲惨生活的《灵魂可以卖吗》，为和平殉道的女教士的《余泪》，以及《时代的牺牲者》、《一幕》和《房东》等短篇，虽然结构不太完整，有的很像散文，但都触及了社会的各个黑暗角落，这样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多见。

茅盾在《庐隐论》里所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

在大学里，庐隐一共写了几十万字的短篇小说、散文和游记，在文坛已经小有名气。

大学毕业前夕，全班同学为了筹款去日本，庐隐与几个好朋友自编自演新戏，公演后不仅赚了钱，还得到了公众普遍的好评。她们从日本到朝鲜，又到奉天、大连、天津，一个月的奔马似的游览生活，颇有收获。

回到学校，写了毕业论文，拿了文凭，大学三年宣告结束。

在文学上取得成绩的同时，庐隐的爱情果实也慢慢成熟，她无可救药地迷上了有妇之夫郭梦良。

郭梦良告诉庐隐，自己已有家室，当时为了凑一笔学费，不得不娶了某富绅的女儿，与妻子谈不上爱情。

庐隐陷入两难的困境，她在《海滨故人》中，尽情地宣泄她的彷徨：青年男女，好像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人……但是等到花残了，叶枯了，人家弃置，自己憎厌，花木不能躲过时问空间的支配，人类也是如此……恋爱不也是一样吗？不是和演剧般，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的呀！并且爱恋的花，总是衬着苦恼的叶子，如何跳出这可怕的圈套，清静一辈子呢？

庐隐也感到人言可畏，曾想离开郭梦良，可又禁不住郭梦良的一往情深。一次“四公子”在王世瑛家聚会，横卧在一张大床上聊天，庐隐征求朋友们的意见：“我倒没什么问题，……就是郭梦良不忍抛弃无辜的妻子。”三个好友几乎众口一词：你要慎重考虑啊。

家人得知庐隐爱上了有妇之夫后，也纷纷责备，这下彻底激发了她的叛逆，竟向郭梦良坚定地表示：“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

庐隐一意孤行，于1922年夏在上海与郭梦良以“同室”的名义结婚，这一惊人之举震动了文坛乃至社会？“同室”属于啥性质？既不是做妾，又不是做妻，在一起共同生活？基本上等同于现在的“同居”。

叛逆就是最好的理由，庐隐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她。然而新婚的欢乐是短暂的，婚后，庐隐与郭梦良遵郭父之命回福建老家探亲，与郭的发妻同住在一间屋檐下。自尊心极强的庐隐这才体会到尴尬和卑微。1924年，她在致好友程俊英的信中辛酸地哀叹：“……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回乡探视，备受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愤懑之情，尽在字里行间。

悲哀的是，庐隐的母亲因女儿的叛逆心力交瘁。

也许是觉得对女儿有所亏欠，当初庐隐执意与林鸿俊订婚，她做了让步，为成全女儿，甚至将私蓄2000元托亲戚之名资助林鸿俊上大学。到后来庐隐闹退婚，她也没说啥。如今女儿竟下嫁一个有妇之夫，老太太备受亲友、街邻的冷嘲热讽，无地自容，不得不迁回老家，终日郁郁寡欢，不到两个月便告别人世……母亲去世，庐隐狠狠哭了一场，几个哥哥却很难原谅她，与她的关系一度僵硬。

庐隐在福建夫家难以待下去，在她的坚持下，夫妻二人回到上海。此后郭梦良忙于自己的事业，创办上海自治学院，研究人生哲学，编辑《人生观大论战》，忙得回家都没时间，无法陪伴庐隐。

庐隐几乎成了一个标准的家庭主妇，每日被琐事缠绕，女儿出世后，她在致程俊英的信中大叹苦经：“我现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啊，这就是人生！”

爱情也许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庐隐喜欢在小说中表露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所以此后的多篇小说中她都不由自主地借女性主人公之口感叹婚姻带来的失望情绪。

《前尘》中的女性主人公结婚三天后就开始不满足，伤心流泪中“觉得向往结婚的乐趣，实在要比结婚实现的高得多”；《何处是归程》中，女主角抱怨：“整理家务、扶养孩子，哦！侍候丈夫，这些琐碎的事情真够消磨人了”；《胜利以后》更是用大段的议论直接否定结婚的意义：“当我们和家庭奋斗，一定要为爱情牺牲一切的时候，是何等气概？而今总算都得了胜利，而胜利以后原来依旧是苦的多乐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可藉以**的念头一打消，人生还有什么趣味？从前以为只要得一个有爱情的伴侣，便可以度我们理想的生活，现在尝试的结果，一切都不能免避事实的支配……”一步选错，步步都错。更大的不幸随即降临了，郭梦良本就有肺病，由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于1925年10月6日撒手人寰，把10个月大的女儿郭薇萱留给了庐隐。

面对灭顶之灾，庐隐硬撑着把郭的灵柩护送回福建，与郭的父母及发妻在一起生活了度日如年的8个月，她揽镜自怜：“我常自笑人类痴愚，喜作茧自缚，而我之愚更甚于一切人类。”郭的前妻对她并不坏，只是婆婆太刻薄，处处刁难，连晚上点煤油灯都要遭到恶骂，庐隐实在无法忍受，便带着孩子从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写了《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和《灵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满是幽怨。

为了生活，庐隐于1926年夏再次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