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章 1981年（为小猪东南飞舵主加更）
在《你睡觉吗？》一文中，杨夏同样从常识出发，讲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不但讲脑力劳动是体力劳动的“倍加”，还讲脑力劳动的开创性作用，讲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企业中对于体力的需要将会愈益减少，而技术、管理在企业生产中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不只是工业企业，即便在农业生产中，这种技术的作用也愈益明显，譬如米国，为什么它用占全体人口2%即400万劳动力，就能养活米国2亿人口，而且还大量出口粮食呢？因为它的机械化、水利化、电器化等，一个农业劳动力（农民）可以耕种数百甚至数千亩土地，你能要求一个耕种上千亩土地的农民与只能耕种一亩地的农民拿一样的薪水么？
你吃肉吗一文，讲常识讲共同点，你睡觉吗一文讲差异讲不同点，那么，“基础与本质”一文，则继续回到常识层面，只不过它是理论常识层面。
前世杨夏学的这个，所以曾经有过较深入的思考。譬如“基础”，社会的基础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什么？
有人说，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以及还有专政什么的也是基础，这样理解，其实是有误的，因为后世都说了，四个“坚持”是基本国策，是国家的“保障”也即手段类的东西。我们的社会显然不是建立在这四个坚持之上，而是这四个坚持是我们社会的保障，这个保障类似于军队的作用。
即便说，这四个“坚持”中的社会制度层面，是我们的“基础”，那也只能说它是社会制度方面的“基础”。那么，吃饭穿衣的物资层面的基础呢，也即老马说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呢？
而只要剖开这个概念。人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生产力层面的问题。任何障碍它发展的因素，都在消灭之列。有如一个饲养员一年养多少头猪，在符合投入和产出比例规则的前提下，能够出栏更多肥猪的方法总是更好的方法，你不能说这个方法中给饲养员加了补助提高了收入，影响了别人的积极性就说这个方法有问题，为政者，不是减少饲养员的补助。而是鼓励更多的人去努力养猪，挣更多的补助，这才是社会主义应该做的事情，也即发展生产力的事，而不是拖生产力的后腿。
这三篇文章写出来后，杨夏并没有交给报社什么的，因为杨夏不能确定这些报社是否敢发表自己的文章，他是直接将文章交给华夏新闻社驻香城港分社，由他们代为上交。
当然，新闻社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杨夏交来的东西，可不只是要送华宣部审核，那是要送首长审核的。
杨夏之所以要写这三篇文章。是因为他感觉到后世华夏最为严重的一个问题，思想极端僵化。我们不能说老马当年的理论不对，比老马更早的培根，有些说法还是对的呢。但作为一个系统理论，老马的理论也只能是对那个特定时代的特定关注，譬如阶级分析方法，在当时分析是对的，在后世分析也许同样是对的，但你想要以此抹杀阶级的存在。一下子达到天下大同，显然是一种妄想症。
那么。使用这个方法最成功的，不是红俄也不是华夏。而是老米这样的国家，他们看到了人类对立的危害与危险，作为有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必须保证本阶层的根本利益。在保证本阶层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适当给民众一点利益，以缓和彼此的矛盾。
其实，此时发达国家已经证明，他们的操作模式是可取的。
换句话说，二战后发达国家已经找到了一条颇为正确的路，二战后的世界主要国家与二战前，是有很大不同的，他们既考虑到了国家民族的传承，也容纳下了变革与新生，而且二者的融合过程大多是平和的。
显然，杨夏也有一种比较阴险的想法，那就是通过对自己文章的分析，希望华夏的人多对比一下自己做的和别人做的，然后思想尽快转过弯来，不要一直陷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也不要被那种所谓的清流思想所迷糊。
总之，回到务实的道路就好。
首长是不会让人失望的，首长从来也没让人失望过。首长在接到杨夏的三篇文章后，立即把《官生日报》以及华宣部负责人找来，首长指着杨夏文章的标题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我说过多少次实践标准，我说过多少次要理论联系实际，我说过多少次要深入基层，深入实践，你们若大的班子，数万人的团队，却无法回击那些想走回头路的人。
而杨夏，他只有一个人，却写出了三篇文章。这些文章，你们拿去刊登，发表，同时要发动全国大讨论，这个文章的观点说得好啊，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问题不弄清楚，我们会出大问题的！”
首长到是把气给出顺了，但却把杨夏置于亿万民众的对立面，接受炙烤了。
好在杨夏的文章真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典范，事实是大家司空见惯的，道理更是通俗易懂的，可是，为什么以前会犯那些浑呢？
有人反思，有人开始进行系统的反思，有人从过去十多年的经历中反思，有人从红俄早年政策中反思，甚至有人找到了杨夏当初在作家代表会议上准备发言的材料，拟从人性民族性的角度进行反思。
而在各类反思文章出现的浪潮中，曾经那些张口主义闭口开命的人，终于闭上了嘴巴，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大道理根本就敌不过杨夏“你吃肉吗？”一问。你要吃肉，你总得关心肉的成本问题吧？你关心了肉的成本，你还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后世，有人把杨夏这三篇文章中的一些做法总结为“农民式的狡狯”，因为它骨子里充满着农民式的质朴，农民的计算方式。
对此，杨夏及其团队并未反驳，因为杨夏并不反感这个评价。不管是什么，只要被证明是有效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就是好的。
因为这次论争出现得早，人们提前受到了“洗礼”，使得华夏前进的步伐更加稳健，意外地少了一些波折。
就在这样的纷纷扰扰的过程中，日子过得飞快。一九八零年不知何年何月了，而一九八一年的春节已经被抛在了身后。
前世，华夏在八零、八一两年，甚至上在拨乱反正，在蓄力，其发展速度并不快，开始显现改革成果的，是1983年，在此之前，国家财政收入每年增长不过2%以下，1981年财政收入额才1175亿元，连续四年增长后，就达到了1986年的2122元，虽然其中有物价上涨因素，但不可否认，10%以上的增长率，仅拿物价来说事儿也是不客观的。
有杨夏的参与，国家层面的变化，其实也显现不出来。不过，外贸数字确确实实有了明显的提升。原来历史上，1981年的进出口数据同为220米元，也即进出口总额只有440米元。但是，因为有杨夏的汉唐贸易的加入，让华夏的出口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当年，华夏的进口额为235亿米元，而出口额则高达290亿米元，进出口总额达525亿米元，比真实历史高20%左右，特别是高达55亿的贸易顺差，一举扭转了连续三年的逆差局面。
当然，这肯定不是杨夏一个公司的功劳，1981年，汉唐贸易比1980年，其业务肯定是一个飞跃，但还中足以搞出55亿贸易顺差这个成绩，主要原因是1980年汉唐贸易的数字，引起了一些救变的沿海省市外贸局的注意研究，从第二季度起，特别是利用春季和秋季两次广交会，各国有贸易公司改变了一些经营方式，使得下半年国家层面的出口额猛增40亿米元。
当然，在这一成绩之中，杨夏的汉唐贸易也功不可没，如果给个百分比，汉唐贸易的功劳可以占到40%上下。
1981年，杨夏投资国内的战略布局基本完成，虽然投资额度一年之内不可能完成，但整体态势和计划已经形成。
汉唐食品，这是汉唐的基础，说白了这是赚钱的东西。几乎30家省市区，除高原外每个省市至少一家，沿海地区和沿江地区每个中型城市都布置了一家，造成了整个项目最后投资达51家，一次性直接投资1.039亿米元的，年内渐次性追加投资2.17亿软妹币的格局。所谓渐次性追加投资，是指在直接用米元从国外购买机器设备之外，国内一些后续投资用软妹币结算的投资。
这项投资，最后折合成米元，竟然高达1.96亿米元，在这个时代，完全称得上巨额投资。
汉唐贸易，因在沿海要开设几家公司，上京要建设总部，深港是出口加工基地，其投资也不少，好在这个公司，也是挣米刀的公司，虽然国家有明确的规定，但汉唐贸易是顶级大佬共同关注的企业，只要汉唐贸易保持良好势头，譬如挣来的米刀，换成汉唐自用的进口设备，大佬们也只能表示默认，无论如何，汉唐进口的设备，包括汉唐食品需要的机器设备，都是国家生产不了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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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工业企业，即便在农业生产中，这种技术的作用也愈益明显，譬如米国，为什么它用占全体人口2%即400万劳动力，就能养活米国2亿人口，而且还大量出口粮食呢？因为它的机械化、水利化、电器化等，一个农业劳动力（农民）可以耕种数百甚至数千亩土地，你能要求一个耕种上千亩土地的农民与只能耕种一亩地的农民拿一样的薪水么？
你吃肉吗一文，讲常识讲共同点，你睡觉吗一文讲差异讲不同点，那么，“基础与本质”一文，则继续回到常识层面，只不过它是理论常识层面。
前世杨夏学的这个，所以曾经有过较深入的思考。譬如“基础”，社会的基础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什么？
有人说，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以及还有专政什么的也是基础，这样理解，其实是有误的，因为后世都说了，四个“坚持”是基本国策，是国家的“保障”也即手段类的东西。我们的社会显然不是建立在这四个坚持之上，而是这四个坚持是我们社会的保障，这个保障类似于军队的作用。
即便说，这四个“坚持”中的社会制度层面，是我们的“基础”，那也只能说它是社会制度方面的“基础”。那么，吃饭穿衣的物资层面的基础呢，也即老马说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呢？
而只要剖开这个概念。人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生产力层面的问题。任何障碍它发展的因素，都在消灭之列。有如一个饲养员一年养多少头猪，在符合投入和产出比例规则的前提下，能够出栏更多肥猪的方法总是更好的方法，你不能说这个方法中给饲养员加了补助提高了收入，影响了别人的积极性就说这个方法有问题，为政者，不是减少饲养员的补助。而是鼓励更多的人去努力养猪，挣更多的补助，这才是社会主义应该做的事情，也即发展生产力的事，而不是拖生产力的后腿。
这三篇文章写出来后，杨夏并没有交给报社什么的，因为杨夏不能确定这些报社是否敢发表自己的文章，他是直接将文章交给华夏新闻社驻香城港分社，由他们代为上交。
当然，新闻社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杨夏交来的东西，可不只是要送华宣部审核，那是要送首长审核的。
杨夏之所以要写这三篇文章。是因为他感觉到后世华夏最为严重的一个问题，思想极端僵化。我们不能说老马当年的理论不对，比老马更早的培根，有些说法还是对的呢。但作为一个系统理论，老马的理论也只能是对那个特定时代的特定关注，譬如阶级分析方法，在当时分析是对的，在后世分析也许同样是对的，但你想要以此抹杀阶级的存在。一下子达到天下大同，显然是一种妄想症。
那么。使用这个方法最成功的，不是红俄也不是华夏。而是老米这样的国家，他们看到了人类对立的危害与危险，作为有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必须保证本阶层的根本利益。在保证本阶层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适当给民众一点利益，以缓和彼此的矛盾。
其实，此时发达国家已经证明，他们的操作模式是可取的。
换句话说，二战后发达国家已经找到了一条颇为正确的路，二战后的世界主要国家与二战前，是有很大不同的，他们既考虑到了国家民族的传承，也容纳下了变革与新生，而且二者的融合过程大多是平和的。
显然，杨夏也有一种比较阴险的想法，那就是通过对自己文章的分析，希望华夏的人多对比一下自己做的和别人做的，然后思想尽快转过弯来，不要一直陷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也不要被那种所谓的清流思想所迷糊。
总之，回到务实的道路就好。
首长是不会让人失望的，首长从来也没让人失望过。首长在接到杨夏的三篇文章后，立即把《官生日报》以及华宣部负责人找来，首长指着杨夏文章的标题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我说过多少次实践标准，我说过多少次要理论联系实际，我说过多少次要深入基层，深入实践，你们若大的班子，数万人的团队，却无法回击那些想走回头路的人。
而杨夏，他只有一个人，却写出了三篇文章。这些文章，你们拿去刊登，发表，同时要发动全国大讨论，这个文章的观点说得好啊，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问题不弄清楚，我们会出大问题的！”
首长到是把气给出顺了，但却把杨夏置于亿万民众的对立面，接受炙烤了。
好在杨夏的文章真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典范，事实是大家司空见惯的，道理更是通俗易懂的，可是，为什么以前会犯那些浑呢？
有人反思，有人开始进行系统的反思，有人从过去十多年的经历中反思，有人从红俄早年政策中反思，甚至有人找到了杨夏当初在作家代表会议上准备发言的材料，拟从人性民族性的角度进行反思。
而在各类反思文章出现的浪潮中，曾经那些张口主义闭口开命的人，终于闭上了嘴巴，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大道理根本就敌不过杨夏“你吃肉吗？”一问。你要吃肉，你总得关心肉的成本问题吧？你关心了肉的成本，你还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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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肯定不是杨夏一个公司的功劳，1981年，汉唐贸易比1980年，其业务肯定是一个飞跃，但还中足以搞出55亿贸易顺差这个成绩，主要原因是1980年汉唐贸易的数字，引起了一些救变的沿海省市外贸局的注意研究，从第二季度起，特别是利用春季和秋季两次广交会，各国有贸易公司改变了一些经营方式，使得下半年国家层面的出口额猛增40亿米元。
当然，在这一成绩之中，杨夏的汉唐贸易也功不可没，如果给个百分比，汉唐贸易的功劳可以占到40%上下。
1981年，杨夏投资国内的战略布局基本完成，虽然投资额度一年之内不可能完成，但整体态势和计划已经形成。
汉唐食品，这是汉唐的基础，说白了这是赚钱的东西。几乎30家省市区，除高原外每个省市至少一家，沿海地区和沿江地区每个中型城市都布置了一家，造成了整个项目最后投资达51家，一次性直接投资1.039亿米元的，年内渐次性追加投资2.17亿软妹币的格局。所谓渐次性追加投资，是指在直接用米元从国外购买机器设备之外，国内一些后续投资用软妹币结算的投资。
这项投资，最后折合成米元，竟然高达1.96亿米元，在这个时代，完全称得上巨额投资。
汉唐贸易，因在沿海要开设几家公司，上京要建设总部，深港是出口加工基地，其投资也不少，好在这个公司，也是挣米刀的公司，虽然国家有明确的规定，但汉唐贸易是顶级大佬共同关注的企业，只要汉唐贸易保持良好势头，譬如挣来的米刀，换成汉唐自用的进口设备，大佬们也只能表示默认，无论如何，汉唐进口的设备，包括汉唐食品需要的机器设备，都是国家生产不了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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