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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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学到毕业,一共有四个寒假、四个暑假。(看小说到网)
第一个寒假回家,我家已经从黑台搬到密山。新家在密山中学东北侧,是运输公司给本单位职工盖的家属宿舍。砖房,房盖是木板之上铺一层油毡纸,木板天棚,天棚与房盖之间填充稻壳,保温性极好。宿舍大约有五、六趟、每趟住六、七户职工。我家在北数第二趟、西头把边、靠道第一家。房屋面积不大,房门开在北侧,进门是厨房,厨房与卧室的隔壁墙是火墙,冬季屋内温度很高。当时家里五口人,一铺炕倒也能够住得下。我回去了,在靠窗处搭一个木板床,相当不错了。每一趟房的中间都有一处自来水水龙头;几年后,自来水挪进了屋里。这种房屋在大城市后来叫简易房。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县城里的职工能够搬进这种住房居住,就是幸福!我们的人民是很懂得道理的:只要他们的所得能够适应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他们就会欣然接受,绝无非分之想,就会对帮助他们实现夙愿的领导人感恩戴德。父亲说,“谁看见了哪朝哪代给职员盖房子?还是**好,社会主义好。”我相信,父亲说的是心里话。

第一个暑假。三奶和她的在杨木岗的两个儿子——八叔、十叔都从杨木岗搬到密山街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农村对地主、富农以及反革命的家属放松了管制,八叔和十叔在密山县里都找到了工作。四舅、老舅也都从倾家荡产的杨木岗搬到裴德、密山西等地农村。

三奶的大儿子,排行老五,我叫他五叔,肃反时以反革命罪被处死。他的儿子鹤年比我小一岁,在暑假时,也从北京回到三奶家。对于家乡密山他是一无所知。带领他熟悉熟悉家乡,我是当仁不让。首先自然是看看我们的中学。在学校门口,遇到了物理李老师,说了几句客套话,他迈着四方步,向南走去。

密山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铁道北日本鬼子军营倒是可以走一走,看一看。在残垣断壁上,蒿草茂密,荆棘丛生,其间也夹杂一些芨芨草、大烟花、扫帚梅等家里栽培的花卉。往北走,来到了日本军用飞机场,残存的飞机跑道变成了附近社员的打小麦的场院,半圆形王八盖子似的飞机窝,各个都塞满麦秸或杂物。

傍晚,我和鹤年陪着三奶闲走。三奶说,去莲花泡子看看。哪里还有什么莲花泡子?那里已经是合作社的菜地和大粪场。地里甘蓝的残根和粪坑散发着菜园子里特有的臭味。这种味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鹤年对此已经是无法忍受了。三奶说,“没有这些臭味,哪来的好吃的青菜。你们啊,还是不知道粒粒皆辛苦呀。”

四舅家是必然要去的。解放后,我一直没有见到四舅。十几年没见面,我已经从一个不足十岁的小孩变成一个大小伙子,四舅根本就认不出我了。“八一五”的时候,四舅和当地的其他伪满警察被苏联红军抓到苏联的西伯利亚,在北极圈附近伐木做劳工,过了近一年来的无昼无夜的集中营式的生活。土改后,放了回来。四舅说,到了外兴安岭以北,没黑天,没白天,没太阳,没月亮,稀里糊涂呆了一年。我看见四舅健康状况还不错,便问道,“苏联人在西伯利亚竟给你们吃什么?”

四舅:“吃的单调,莜麦酸咧吧,大马哈鱼,淹酸黄瓜。苏联人说有营养。”

四舅母:“有没有营养你也得吃。老天爷保佑,总算把你们给放回来了。倒是好,躲过了土改斗争那一劫。”

四舅:“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就是你们讲的辩证法。”

我:“四舅还学习辩证法呢!”

四舅母:“学算卦呢。闲的!”

四舅:“我在学校的一个老师那里看到一本艾思奇写的辩证法,有点用处。”

四舅母:“拿人家的书去算卦,不怕人家知道了,找你算账!”

我:“我妈说,她常常听你说,‘学会诗经会说话,学会易经会算卦’,算卦,你怎么不学易经,倒学起艾思奇来了。”

四舅:“你知道哪些人想要算卦?那些人又为什么要算卦?就拿你四舅我来说,‘八一五’让苏联红军抓住了,是死是活,孰吉孰凶,何去何从,眼前就像立一堵墙一样,往后什么样,看不清!自然而然地就想到,占一挂、卜一卜,测一测吉凶。当时,我们几个人,找到一个一毛钱硬币,测字。结果,吉凶各半。大家思来想去,还是凭天由命吧!”

我:“你还真的信命?信算命的说辞吗?”

四舅:“当警察,什么事没见过!信个屁命。算命先生的胡诌八扯,鬼才信呢。姜子牙就说过‘枯骨死革,焉知吉凶’!你后姥姥她爹就会算金钱卦,他怎么没有给他的女儿算一算,嫁给你姥爷,她的命运会怎么样?如果他算出来土改斗争会斗得家破人亡,肯定不能让她嫁过来续弦。”

我:“知道算卦是胡说八道,你怎么也要给人家算卦?”

四舅:“你们学的教条里是不是要消灭三大差别?能不能消灭,暂且不管,肯定人与人之间有差别。你大学毕业一定是一个脑力劳动者,你四舅现在已经沦为和农村的社员一样的体力劳动者了。你们有文化,见识广,遇到一件事,你们能够看得开,同样一件事,我们未必看得开。有些事我看得开,还有些人就是看不开。自己没主意的时候,就要求助于他认为能够主宰他的命运的老天爷了。中国人流传了几千年的推算吉凶的八卦,就成了他们信任的老天爷。所以他就要去找算卦先生。现在哪个算命先生还敢出来给人算命?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我《易经》背的熟,常常求上门来,让我给他们算一算。我这也是逼上梁山。”

我:“那你就拿《易经》来糊弄他们!”

四舅:“《易经》,深啊!我虽然能够背下来,对它的宗旨也只是一知半解。‘学会易经会算挂’那是私塾先生说的。现在有人求我算卦,我主要是帮他对吉凶未卜的事情做些分析判断,估计一下可能出现的状况。算卦的卦辞也能够用上几句。”

我:“艾思奇的辩证法跟算卦有什么关系?”

四舅:“有啊!艾思奇的辩证法上讲,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变化的、发展的,有三个定律,那就是《易经》里的易有太极,是分两仪;一阴一阳之谓道,……”

我:“拉倒吧!你别把封建迷信的东西贴上马列主义标签,打着辩证法的幌子,出去招摇撞骗,小心让人家给你扣上一个反革命的帽子。”

我们这些解放后读小学、中学的学生,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四书五经”等等的老祖宗的文化遗产统统视为与马列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相对立的封建主义的东西。“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的口号,可以说在我们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把孔夫子称为“孔老二”并加以鄙视,从未感到有什么不遵不敬的羞愧。当然,毕竟孔夫子的学说统治中国人的思想几千年,在我们的课文中、老师的言谈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过。那也只是对现实教育用得上的只言片语。即使我们在说话、写文章夹带一些儒家的经典语录,也是不知道出处。至于《易经》更是把它看成是算命先生骗人的异端邪说。四舅说了一堆阴、阳、乾、坤,元、亨、利、贞云云,我真是癞蛤蟆掉井——(噗咚)不懂!

改革开放之后,在一些人中掀起国学热,企图把断裂的中国传统文化重新链接起来,谈何容易!以我个人解放后的受教育的经历来看,从小学的自然课到中学的物理、化学、动植物课等等科学技术知识,欧美科学家牛顿、富兰克林、爱迪生、瓦特、斯蒂芬森、达尔文、门捷列夫、巴甫洛夫、米秋林、李森科等等;电、蒸汽机、火车、汽车、元素周期表、进化论、条件反射、乌苏里苹果等等占据了我全部记忆的绝大部分。初中化学课讲了侯德榜制碱法,总算见到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中国的四大发明只是历史课的内容,作为常识;并经常是我们引为骄傲的资本。语文、历史课,很少有现在称之谓“国学”的内容。学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却不知道《诗经》的全貌。直到如今,我对“四书五经”仍然是门外汉。中学时期的课外读物,《红楼梦》等书,甚至巴金、张恨水等人的作品都是被告诫为学生不宜的领域。只有无产阶级的作家、或被认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古代作家的作品,才被鼓励阅读。《是谁在进攻》、《千万不要忘记》等话剧大规模上演之后,以致“无产阶级**”爆发,……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

上两段文字,纯系一点感悟。与寒暑假无关。

有两个寒假记忆犹新。1957年寒假没有回家。我们宿舍还有黄道初没有回上海奉贤。原因大概一样:缺钱。系里为了让我们体验合作社社员的劳动生活,增强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组织系里寒假没有回家的同学到新城子大洼参加劳动。我们的劳动很单调,挖水库。如其说是挖水库,还不如说是挖方塘。但是劳动强度还是一样的。洋镐刨、铁锹撮、抬筐抬,感受只有一个字:累!方塘越挖越深,从坑底抬一筐冻土,登上一头在坑底,一头搭在坑沿的长长的木跳板,腰直不起来,腿打颤。头脑中只有一个想法,太阳啊!快点转呀!

戴一副犹如啤酒瓶瓶底一般近视镜的系干事,为了给系里积累材料,动不动端起挂在脖子上的照相机,用残留的宁波口音高声喊道,“把洋镐举得再高一点!把抬筐装得再满一点!抬筐的,笑容再绽放一点!”只听得,照相机咔嚓,咔嚓响个不停。自己倒是觉得有些欣慰,虽然又累又冷,总算还有个留影纪念。

我一天到晚只知道吃饭、干活、睡觉。黄道初毕竟是坐办公室的,没有干过太重的体力活,几天下来,走路都有些困难。于是编一个理由,在家休息。(我们住在社员家,东屋是女生,西屋是男生。)还有一个61班的女生,系干事照顾她的特殊情况,也在家休息。闲着没事,两个人猫在屋里,坐在炕上打扑克、闲谈。

“你,真好意思!大伙冰天雪地挖水库,你坐在炕上和女生打扑克,心不跳?”晚上我对黄道初说。

黄道初:“你懂个屁!这种活动,只要你参加了,就是好学生。活干的多少,没有人计较。你不信?开学后,受表扬的指定落不下我。”

我:“我怎么就没有你那种不怕别人贬斥,能够心安理得地避开艰苦劳作,坐在热炕上闲扯淡的心态!”

黄道初:“你呀,把你那张дурь嘴能够管住,不管你偷多少懒,睡几天觉,都不会犯大毛病。”

回到学校,几天后,系干事让我们看他洗出来的照片。我和黄道初一张一张、翻来覆去的查看,除了在远处(背景)有几个镜头,没有一张有我们两个占据核心位置的镜头。照片上,几乎全是61班的女生。令我十分扫兴。黄道初说了一句文艺作品上蒋介石常说的一句脏话“niangxipi!”

1958年寒假,是最后的一个寒假了。谭**表哥去年调到东陵炮校学习。当时的军衔是中尉。炮校与我们同时放假,我们两个一起回家。火车是晚上十点左右,表哥从东陵来到北陵,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那个时侯,公共汽车早已收车了。无奈,找了一辆三轮。蹬三轮的同志问明了火车在南站开车的时间,说了一声,“放心,指定不能耽误你们两个上火车。”于是蹬起三轮,抄近道、钻胡同,边走边聊,准时到达。我们十分感激,连声谢谢,他说了一句,“为人民服务,分工不同,这是我的职责。”

回到密山家里,映入眼帘的是满街都是穿黄色军装的农垦战士。他们是解放军成建制来到北大荒的转业官兵。密山是北大荒的南大门,是进入北大荒的第一站。农垦的一些管理机关、医院、大学都设在密山。为了深入北大荒腹地,1945年被苏联红军拆毁的密山至虎头的铁路,在上半年又修复了。不过,终点不是修到乌苏里江边的虎头,而是从虎林向北修到农垦官兵聚居地东方红。这是一个在地图上新出现的、既有政治意义、也符合其位置的、适时的地名。

在密山街头上,家里人给我买了一件农垦战士的军大衣。这种军大衣样式和部队的一样,纽扣上也有五角星,只是五角星中间没有“八一”字样。为什么他们很多人会以三、四块钱的廉价把大衣卖掉,其因由就没有必要去探究了。当我穿着这件军大衣返校的时候,杞芳等同学十分羡慕。毕业分配到鞍山,有些人还把我当成了转业兵。

暑假,我去知一七姑家串门,也是看望赵老师和赵福。我们黑台小学的、和我们一起钓鱼的赵老师已经调到知一,当上了密山第二中学的校长(或许是教导主任);赵福也从青冈调回密山二中教书。我们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在黑台生活的日日夜夜。说到半夜去大榆树钓鱼,赵老师在乎老师家门前高声呼叫“乎大板子”,不免大笑一阵。

一天上午,我们三个正唠得起劲,突然接到知一镇上电话,说下午有大暴雨,雨量超过100毫米以上。赵老师对我说,“你快点回密山吧。我和赵福得布置一下,准备迎接大暴雨。”

我回到七姑家,急急忙忙骑上十叔的“万国牌”自行车,里倒外斜地上了公路,奔回家里。

(2010年9月3日17: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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