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农村整风，简单明了
一天晚上，我听堂哥邹元安说，今晚，区里要派工作组到我们村开展整风运动了。我吃了两碗红苕汤后，就早早地和邹元安哥一起跑到了会场。这次开会没有在过去斗地主的村部所在地，而是在三社的一家大院，到会的也只有三个社的社员。村支书刘星路宣布整风运动开始后，就由区里派来的工作组长辜跃前讲话。他的个子不高，身体很健壮，满面春风，盘子脸上有一双有威摄力的眼睛，讲话干净利落，声音洪亮，非常好听。他虽然很年轻，不过十七八岁，但他一站上台阶往四周一看，全场就鸦雀无声。
他先问大家，党领导我们好不好，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好。他就接着说：“党好，大家都知到，但是，党也有缺点，也有办错事的时后。今天请大家来开会，就是帮助党整风，提意见。大家不要有顾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畅所欲言，有啥说啥——这就是这次运动的十六字方针。”一席话讲得大家紧张起来，解放八年来，有谁敢说党有错？谁有本事叫党、人民政府怎么做？无论工作组的其他人怎么劝说，整过一晚上都没人言。这晚上，大家都感觉得莫名其妙的，在回家的路上，我听我父亲悄悄地和大人们说：“千万不能说党的坏话，没有党，哪有我们贫下中农的好日子呢？”
我真想听大人们开会，可接连三天都没有开会的消息。到第四天，我终于盼到了开会。我和邹元安哥，还有潭老表，天未黑就端着板凳到会场等候，邹元安哥的爸就是我们的社长邹如石。他给我们说，这几天工作组的人挨家挨户的去动员，今晚言的人很多，他都要给党提意见。
果然，当工作组的辜跃前组长叫大家放心给党提意见后，邹元安哥就走上台阶说：“我要提意见，学校办得太少，我都等到十岁才上学，我姐我妹还没读成书。生活也不好，我放学回家还要去检柴。”等他说完把我吓了一跳，可辜组长却表扬他人小志气高，还说这些都是党要做的事。
紧接着就有很多人上台说各人的想法，可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辜组长就叫大家胆子再大一点，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党不会“秋后算帐”的。
过了一会，我们就看到一个老妇人怒气冲冲的走上台，她大声地说：“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要控告党，他们把我家的钱、家具、房屋、土地都拿走了，弄得我家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找到上顿无下顿，他们简直是强盗。”她越说越伤心，她擦了擦她那干瘪的苦瓜脸上的老泪后，大叫着“东方红，西方黑，中国出了两个大棒客（强盗），一个是毛xx，一个是朱x。”我们听到都很怕，谭老表给我说，我们去打她***，还说，她就是富农刘闲的老婆林菜花。正在这时，辜组长大声的说：“就要像这位大娘一样言，把自己的苦水倒出来。”谭老表就不敢动了，接着就有很多人言，想到想不到的话都说出来了。
这样的言持续了三个晚上，到第四、第五天晚上开会时，再也找不到人言了。辜组长就宣布整风运动暂告一段落，大家提的意见都记下来了，到运动后期会答复大家的。
正在我们焦急地等待下次开会的日子里，校长把我们班的同学全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今天给你们打个招呼，你们的李恨天有政治问题。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他犯了错误，可能会划为右派。从今天起，他不能当你们的班主任，你们的班主任由体育老师辜好事担任。你们要和李恨天划清界线，等到他的右派批下来后，区文教会给你们派一个好老师来。”
在回教室的路上，大家一言不。林菜花在整风会上说反动话，是因为她家的土地被分了，财产也被没收了，想不通而泄点怨气，是傻婆娘。而李老师，一个领着国家工资过日子的人，怎么也和林菜花一样傻？
原来在“大鸣大放”时，见大家都不言，这样拖下去，也不好，李老师就自告奋勇地言，但尽说党的好话。辜组长又开导他说：“你在解放前都当过几年教师，你算算，那时的工资待遇好，还是现在好？”李老师回答说：“说实话，那时的工资待遇当然要比现在好些。”后来，这句话就是李老师今不如昔言论的钢鞭。
当时在座的七个老师为什么都可以忍着不一言，而李老师却一马当先？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李老师还和往常一样，给我们上课，只是过去常挂在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但课堂比平时安静得多，就连最爱做白、好动的几个同学都非常认真听讲。
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在全校朝会时，刘校长点名批评我班政治觉悟不高。会后，班主任辜老师就把我们班委干部叫到一起训斥，说：“从今天起，每一个班委干部必须打李右派一次。”
于是，就有干部同学找来竹棒放在方位边。李老师一看就知道是为他准备的，便在要下课时，先把教具和书拿在手里，才喊下课，然后就一个箭步冲出教室。他个子高，腿很长，走得快，没有一个学生能追上。后来，其它班的学生也开始在下课时追打他，真有点像打过街老鼠一样。可都打得并不很重，只有我班的调皮蛋刘怪怪给了他一次重创。原来刘怪怪见下课后追不上李老师，就在下课之前就跑到他面前，等李老师向同学们还礼时就用木棒朝他头部打去，顿时鲜血就冒了出来。可同学们也不敢去帮他，他踉跄了两步就站稳了脚，然后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办公室走去，身后还不断有棍棒打来。
从此后，李老师就没来上课了。过了两天，校长就到我们班上宣布李老师被划成了右派。我们都感觉莫名其妙的，总希望是听错了，但校长反复地说，看来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又过了两天，校长领来一个年轻人。并宣布从即日起就由新来的汪光成老师当我们的语文老师。
可汪老师上课时教室一团遭，他冒火时就抓住调皮蛋的衣领把他拖到讲台上，扇他两耳光，教室就安静了。因此，大家就更加想念和蔼可亲的李老师了。
一天放学后，我和邹元安哥、谭老表以及我们同路的十多个学生把刘怪怪打了一顿，并要他说出为什么要打李老师。他大叫冤枉，然后说出是班主任辜好事叫他干的。真没想到罪魁祸是他，自此，大家非常讨厌他，常在背地里叫他的名字，有的人把他名字中的好事改为坏事，甚至有人背地里直接叫他辜坏蛋。
我再次见到李老师时，是在反右斗争大会上。这次大会是在村部所在地的小学*坝上，开场一幕就是“把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大坏蛋王文押上来”。这次王文很配合，比押他的人还走得快，几乎是跑上去受批斗。主持人走过去先踢他一脚，叫他站端正（实际他站得很端正），然后厉声喝问：王文！你老老实实地交代最近所干的坏事！王文就毕躬毕敬地向人们三鞠躬后说：“在座的领导、大爷大娘、小弟弟小妹妹：我的父母过去压迫剥削过你们，我向你们赔罪！（又是三鞠躬）我深感罪孽深重，我感谢党，感谢**解放了我，我没做过坏事。”
这时，主持人被这狡猾的有知识的坏蛋王文弄得不知所措，就叫王文站到一边去反省，就开始宣布龙门村右派分子名单。于是，反右斗争的序幕才正式拉开。
第一个被叫到名字的就是李老师，第二个是富农分子林菜花，还有几个农村刁民也被叫上去陪审。然后就是把他们押上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这叫做真正的打右派，边打边把他们在整风运动中的言数落出来。
林菜花被打得最惨，她的衣服也被撕烂，还被顽皮的小孩吐得满身是痰；李老师被打得轻些，农民有着尊师的观念，下手也不很重。
正在这时，邹远哥找到了我，他身体在抖。他拉住我的手叫我陪他回家，我俩便悄悄地溜走了。在我家藏了很久他都不敢回自己家去，生怕被工作组的人弄去批斗。
我父亲回来后，给他说没事了，还说我们贫下中农再提什么都没事，今天打的都是成分不好的人。只可惜不该把李老师打成右派，多好的一个人啊，书又教得好。邹元安哥才悄悄地回家睡了，后来听他说他油灯都没敢点，他真后悔提了那些意见。
长大后才知道，中国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曾在1942年、195o年、1957年进行过3次。
1957年4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央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以及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一批学术界的大家，如：费孝通、曾昭抡、丁玲、钱端升、储安平、陈达、潘光旦、刘海粟、吴泽霖、黄现璠、张申府、陈仁炳、彭文应、陶大镛、沈志远、徐铸成、钱伟长、向达、雷海宗、王重民、吴文藻、李景汉、吴景、王造时、黄药眠、艾青、陈梦家等等人，被打成右派。
关于那次整风运动的内幕，现在网上有许多种说法，但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既然有那么多名人都迷失了方向，关不住大嘴，惹出祸来，我们的李老师一时的冲动，一时逞能，也算在情理之中。至于被打成右派，也怨不得校长刘一，谁叫你往火坑里跳呢？据说有的单位在整风时都不言，后来就投票选举右派，一个平时爱牢骚的人被大家选中，当了二十年的右派，自己都不知道原因何在。
看来，做人也得讲艺术。
他先问大家，党领导我们好不好，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好。他就接着说：“党好，大家都知到，但是，党也有缺点，也有办错事的时后。今天请大家来开会，就是帮助党整风，提意见。大家不要有顾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畅所欲言，有啥说啥——这就是这次运动的十六字方针。”一席话讲得大家紧张起来，解放八年来，有谁敢说党有错？谁有本事叫党、人民政府怎么做？无论工作组的其他人怎么劝说，整过一晚上都没人言。这晚上，大家都感觉得莫名其妙的，在回家的路上，我听我父亲悄悄地和大人们说：“千万不能说党的坏话，没有党，哪有我们贫下中农的好日子呢？”
我真想听大人们开会，可接连三天都没有开会的消息。到第四天，我终于盼到了开会。我和邹元安哥，还有潭老表，天未黑就端着板凳到会场等候，邹元安哥的爸就是我们的社长邹如石。他给我们说，这几天工作组的人挨家挨户的去动员，今晚言的人很多，他都要给党提意见。
果然，当工作组的辜跃前组长叫大家放心给党提意见后，邹元安哥就走上台阶说：“我要提意见，学校办得太少，我都等到十岁才上学，我姐我妹还没读成书。生活也不好，我放学回家还要去检柴。”等他说完把我吓了一跳，可辜组长却表扬他人小志气高，还说这些都是党要做的事。
紧接着就有很多人上台说各人的想法，可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辜组长就叫大家胆子再大一点，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党不会“秋后算帐”的。
过了一会，我们就看到一个老妇人怒气冲冲的走上台，她大声地说：“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要控告党，他们把我家的钱、家具、房屋、土地都拿走了，弄得我家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找到上顿无下顿，他们简直是强盗。”她越说越伤心，她擦了擦她那干瘪的苦瓜脸上的老泪后，大叫着“东方红，西方黑，中国出了两个大棒客（强盗），一个是毛xx，一个是朱x。”我们听到都很怕，谭老表给我说，我们去打她***，还说，她就是富农刘闲的老婆林菜花。正在这时，辜组长大声的说：“就要像这位大娘一样言，把自己的苦水倒出来。”谭老表就不敢动了，接着就有很多人言，想到想不到的话都说出来了。
这样的言持续了三个晚上，到第四、第五天晚上开会时，再也找不到人言了。辜组长就宣布整风运动暂告一段落，大家提的意见都记下来了，到运动后期会答复大家的。
正在我们焦急地等待下次开会的日子里，校长把我们班的同学全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今天给你们打个招呼，你们的李恨天有政治问题。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他犯了错误，可能会划为右派。从今天起，他不能当你们的班主任，你们的班主任由体育老师辜好事担任。你们要和李恨天划清界线，等到他的右派批下来后，区文教会给你们派一个好老师来。”
在回教室的路上，大家一言不。林菜花在整风会上说反动话，是因为她家的土地被分了，财产也被没收了，想不通而泄点怨气，是傻婆娘。而李老师，一个领着国家工资过日子的人，怎么也和林菜花一样傻？
原来在“大鸣大放”时，见大家都不言，这样拖下去，也不好，李老师就自告奋勇地言，但尽说党的好话。辜组长又开导他说：“你在解放前都当过几年教师，你算算，那时的工资待遇好，还是现在好？”李老师回答说：“说实话，那时的工资待遇当然要比现在好些。”后来，这句话就是李老师今不如昔言论的钢鞭。
当时在座的七个老师为什么都可以忍着不一言，而李老师却一马当先？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李老师还和往常一样，给我们上课，只是过去常挂在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但课堂比平时安静得多，就连最爱做白、好动的几个同学都非常认真听讲。
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在全校朝会时，刘校长点名批评我班政治觉悟不高。会后，班主任辜老师就把我们班委干部叫到一起训斥，说：“从今天起，每一个班委干部必须打李右派一次。”
于是，就有干部同学找来竹棒放在方位边。李老师一看就知道是为他准备的，便在要下课时，先把教具和书拿在手里，才喊下课，然后就一个箭步冲出教室。他个子高，腿很长，走得快，没有一个学生能追上。后来，其它班的学生也开始在下课时追打他，真有点像打过街老鼠一样。可都打得并不很重，只有我班的调皮蛋刘怪怪给了他一次重创。原来刘怪怪见下课后追不上李老师，就在下课之前就跑到他面前，等李老师向同学们还礼时就用木棒朝他头部打去，顿时鲜血就冒了出来。可同学们也不敢去帮他，他踉跄了两步就站稳了脚，然后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办公室走去，身后还不断有棍棒打来。
从此后，李老师就没来上课了。过了两天，校长就到我们班上宣布李老师被划成了右派。我们都感觉莫名其妙的，总希望是听错了，但校长反复地说，看来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又过了两天，校长领来一个年轻人。并宣布从即日起就由新来的汪光成老师当我们的语文老师。
可汪老师上课时教室一团遭，他冒火时就抓住调皮蛋的衣领把他拖到讲台上，扇他两耳光，教室就安静了。因此，大家就更加想念和蔼可亲的李老师了。
一天放学后，我和邹元安哥、谭老表以及我们同路的十多个学生把刘怪怪打了一顿，并要他说出为什么要打李老师。他大叫冤枉，然后说出是班主任辜好事叫他干的。真没想到罪魁祸是他，自此，大家非常讨厌他，常在背地里叫他的名字，有的人把他名字中的好事改为坏事，甚至有人背地里直接叫他辜坏蛋。
我再次见到李老师时，是在反右斗争大会上。这次大会是在村部所在地的小学*坝上，开场一幕就是“把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大坏蛋王文押上来”。这次王文很配合，比押他的人还走得快，几乎是跑上去受批斗。主持人走过去先踢他一脚，叫他站端正（实际他站得很端正），然后厉声喝问：王文！你老老实实地交代最近所干的坏事！王文就毕躬毕敬地向人们三鞠躬后说：“在座的领导、大爷大娘、小弟弟小妹妹：我的父母过去压迫剥削过你们，我向你们赔罪！（又是三鞠躬）我深感罪孽深重，我感谢党，感谢**解放了我，我没做过坏事。”
这时，主持人被这狡猾的有知识的坏蛋王文弄得不知所措，就叫王文站到一边去反省，就开始宣布龙门村右派分子名单。于是，反右斗争的序幕才正式拉开。
第一个被叫到名字的就是李老师，第二个是富农分子林菜花，还有几个农村刁民也被叫上去陪审。然后就是把他们押上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这叫做真正的打右派，边打边把他们在整风运动中的言数落出来。
林菜花被打得最惨，她的衣服也被撕烂，还被顽皮的小孩吐得满身是痰；李老师被打得轻些，农民有着尊师的观念，下手也不很重。
正在这时，邹远哥找到了我，他身体在抖。他拉住我的手叫我陪他回家，我俩便悄悄地溜走了。在我家藏了很久他都不敢回自己家去，生怕被工作组的人弄去批斗。
我父亲回来后，给他说没事了，还说我们贫下中农再提什么都没事，今天打的都是成分不好的人。只可惜不该把李老师打成右派，多好的一个人啊，书又教得好。邹元安哥才悄悄地回家睡了，后来听他说他油灯都没敢点，他真后悔提了那些意见。
长大后才知道，中国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曾在1942年、195o年、1957年进行过3次。
1957年4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央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以及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一批学术界的大家，如：费孝通、曾昭抡、丁玲、钱端升、储安平、陈达、潘光旦、刘海粟、吴泽霖、黄现璠、张申府、陈仁炳、彭文应、陶大镛、沈志远、徐铸成、钱伟长、向达、雷海宗、王重民、吴文藻、李景汉、吴景、王造时、黄药眠、艾青、陈梦家等等人，被打成右派。
关于那次整风运动的内幕，现在网上有许多种说法，但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既然有那么多名人都迷失了方向，关不住大嘴，惹出祸来，我们的李老师一时的冲动，一时逞能，也算在情理之中。至于被打成右派，也怨不得校长刘一，谁叫你往火坑里跳呢？据说有的单位在整风时都不言，后来就投票选举右派，一个平时爱牢骚的人被大家选中，当了二十年的右派，自己都不知道原因何在。
看来，做人也得讲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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