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五章、改制之惑
李国藩回到了西河市，正式出任市长。
在此之前，李国藩已经搞明白了自己之所以被代表们推举为市长候选人的来龙去脉。原来，北山县一个老村支书，到过新春镇，并被新春镇的展惊得目瞪口呆。之后，他开始自办村里的企业，包括木器加工厂、削木片的加工厂和用锯末加工炭的车间，使村里渐渐富裕起来，劳动力也不用外出打工了，整个村子变得祥和安宁。
由此，他对新春镇和临泉市大为敬佩。对这一切的开创者李国藩简直达到了崇拜的程度。
不做企业不知道，这里的繁琐事务和需要协调的事情以及市场的开有着太多的困难，而李国藩能够把一个县搞到如此程度，老百姓安居乐业，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其中遇到的困难和面对的挑战实在是太大了。换句话说，李国藩能够把一个镇、一个县搞到如此程度，那么一个市他也应该搞得很好。就算达不到临泉的经济水平，也不会差得太多。
现在，这样的一个能人，却被安排搞公安，想想都生气。
偏巧，这次人代会上，这位老支书看到外来了一个市长，这个市长到底啥水平谁也不知道。而副市长候选人李国藩做了什么，达到了什么水平，为老百姓造了多少福大家都是清楚的。老头心里一怒：妈的，让老子来选举，还得投票，并且还得按照你们市里的意思来投，老子不愿意。靠！既然老子是人大代表，代表着人民的意愿，这次就体现人民意愿一把，市长就选李国藩。那个什么钱库，谁知道他到底咋样？凭什么选他呢？
于是，老头先串联北山的基层人大代表，又串联临泉和安远的人大代表，当然，老头都选择来自基层第一线的人员，没有和当官的说。
代表们谁不知道李国藩啊！钱库一点群众基础都没有，而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李国藩不但让老百姓富了，跟着他走的一班人，都有所进步；圈子里的朋友，生活都无后顾之忧。就连被枪毙的方振清老伴，都被李国藩安排进了国海集团，生活有了很好的保障。李国藩还为朋友们的展着想，成立了一个贸易公司，赚钱大家分。这样一心为了老百姓的好官，而且是有情有义的好官，不选他当市长，却要选什么狗屁钱库当市长，简直是倒行逆施，违背良心。
大家一拍即合，于是才有了联合签名，推举李国藩为市长候选人的情况出现。打了个省里、市里一个措手不及。连李国藩都乱了阵脚。
这一切并不是没有领队知道。可知道的领队，比如临泉市的党群书记，就把它直接当成了耳旁风，丝毫没有想过去和领导汇报。
李国藩的为人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恩怨分明却又胸怀大度。恩怨分明表现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胸怀大度表现在即便得罪他很深的人，最后也不会把人家一下子整死，除非你伤到他的尊严了。比如原来的县委书记宋涛，得罪李国藩够狠，李国藩采取的报复措施够阴，甚至把宋涛送进了监狱。但后来宋涛出狱，也真心改过，李国藩可以不计前嫌，聘请宋涛为北国草炭科技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实践证明，李国藩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毕竟宋涛接触的层面不同，眼界很高。出手自然不凡。草炭公司在他的管理之下，已经成为非常正规的上市公司，业内声誉一时无两。而对魏普丰这个敢于得罪他老婆麻**的家伙，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不但打掉了人家的四颗牙齿，还把人家的生意生生给夺过来一半。虽然没有置魏普丰于死地，可也够他喝一壶的了。
像涉及到李国藩自身利益的大事，比如这次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联名推举李国藩为市长，这些县里领队头头能躲多远就会躲多远。只要火烧不到身上，就完事大吉。将来市委追问起这件事，一个不知道就都搪塞过去了。市委顶多批评大家几句。再者说，就算李国藩当不上市长，人家也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离市长不过是一步之遥而已。得罪了他，无疑是自寻烦恼，给自己的前程下绊脚石。
抱了这个心态，大家就有点看热闹了。果不其然，热闹出来了。代表都有随众心理，李国藩一获合法提名，不用问，选票自然都会投给他。除了那些谨遵市里领导安排、必须把票投给钱库的除外。结果不用问，李国藩以高票成为市长。
现在，李国藩正坐在宽大的市长办公室里批阅着文件。
当年，这个办公室穆梁栋用过，那时李国藩来此，就为办公室的内敛而豪华非常吃惊。内敛是因为所有的装修都非常大气，不像企业老总的办公室那样张扬，装饰的东西很少；豪华是因为室内的所有装修可全都是真材实料，一丝一毫都不糊弄。而且生活设施非常完备。
而今，这间办公室又重新装修了一遍，办公桌椅全都换成了北山县木业有限公司特制的实木家具，办公自动化系统也全都是新的。就连里间的床和全套用品也都是新治备的。这些都是李国藩上任前市府办抢时间换的。因为钱库在这间办公室呆了几天，那时，包括办公桌椅也换了一遍。但可惜，他没有当上市长，走了。新市长自然不会用他留下的东西，又都换了新的。李国藩对此并不知情。
这一换，就是四五万元的财政支出。
外间是秘书室，在里面工作的是新调到市府办的副主任兼市长秘书韩瑞。
这个秘书李国藩使着顺手，又非常信任。自然新秘书非他莫属。同时，韩瑞还担任着政府办副主任的职务，这是市委组织部临时下的文件确认的。
年纪还不到三十岁，已经高升为副处级干部，韩瑞知道这一切都是李国藩带给他的。跟着李国藩的脚步前进，未来的路必定非常光明。
李国藩手里看的文件，就是一份企业改制的报告。
这是西河市的一家龙头企业之一西河市思达纸业集团。这家集团公司有八千多名员工，在国内纸行业中名声赫赫。集团的主导产品是工业用牛皮纸系列，以长安岭针叶木材和进口俄罗斯针叶纸材为主要原料来源。
由于国家天保工程的实施，木材的采伐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纸材的采伐量大幅减少，原料供应链出现了很大问题。企业连续四年亏损。员工开不出工资，企业资金流艰难维继，这一切都使得思达集团举步维艰。思达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下岗人员，成了不稳定因素。而思达集团也成了市里老大难单位之一，让市领导们头疼不已。
所谓天保工程，就是天然林保护工程。国家每年对长安岭下达的任务是用三个总量来控制着。一是采伐量，就是每年允许采伐的木材数量，这个数量里包括商品级原木和纸材、薪炭材；换言之，就是总的木材采伐量；二是销售量，因为长安岭的木材资源都是国有的，由两个省份的二十七家林业局管理。这些林业局的上头是林业总局。林业总局归省政府直接领导。而省林业厅对此没有管辖权。销售工作统一由省里下达任务给林业总局，林业总局再分配给各林业局。各林业局依据销售任务量进行销售，标是绝对不允许的。三是运输量。木材运输百分之八十是通过铁路运输的。还有百分之二十是通过水路运输。至于公路运输的量微乎其微。车皮由铁道部和铁路局根据销售量安排计划，水运也由航运管理局安排计划。
这三个总量把林业总局严格限制住了。使得他们必须执行国家的天保工程计划安排。国家当然也投入了天保工程资金，保证林业工人能够维持不死。
国家实施的这个浩大工程，实际上是在还债，还这么多年来拼命采伐欠下的大自然的债。其中的一些安排显然又被林业局掌权者利用控制了。木材短缺，成了掌权者们捞钱的门路，收受的贿赂和自行在外设置木材销售网点成了新的来钱道。一年大局长，进包五百万已成共识。
思达纸业集团原来使用的造纸材是国家计划调拨的。后来计划经济没有了，木材调拨自然也被取消。而纸业集团又欠林管局的款，所以，林管局要求纸业集团还款之后才能调拨新的造纸材给他们，变得天经地义。
但思达集团欠林业局的款已经有六七千万，纸行业又非常不景气，那里还得上啊！没办法，纸材的供应就得交给个体木材经营者来办了。
这些木材贩子神通广大，他们这边给林管局从上到下进行打点，大局长和销售局长收礼全都是不打捆的钱，十万打底。木材科长也得折半。而基层的检尺员则按照多检出的米数计提款项。就是说：五十立米的木材，最后报到林业局的四十八米，平均每车少算两米，每次五十个车皮，就有一百米的木材送给了贩子。而贩子会拿出这一百米总价的百分之三十奖励检尺员。这一百米价值三四万元，拿出来给检尺员的也有万元左右。
这还不算，在纸业集团，送给老总、经营副总、原料处长、计划员、原料场场长、结算室领导及结算员、入场原料检尺员又有一笔费用。老总副总和处长收的钱不比林业局的少。检尺员则按照多检出的米数计算奖金。嘿嘿！贩子是两头赚钱。
进厂的木材价格和结算方式讲究就太多了。
李国藩听说过这个集团的一些事。其中有个木材贩子，当然是自办个公司了。他们注册在临泉。在临泉倒也按章缴税，很规矩。主营业务就是给思达纸业集团供应木材。每年入厂的木材量是十五万立方米，利润体现在账面的就有五百万。实际收入千万。这还不算打点用的数百万。思达纸业每年要用木材六十万立方米，按此计算就要比从林业局自购木材多支出六七千万，正好可以还上全部欠款。而林业局也由于价格问题、被检尺员多付出的木材问题、等内木材变成了造纸材问题等等，少收入千万都不止。反正都是国家的钱，用不着自掏腰包，不赚白不赚。
其中最肥的，当然是贩子和林业局、纸业集团的领导们。想让他们再回到计划调拨那条路，恐怕谁也不干。
今日的富豪们，除了那些靠打拼和从事高科技的新兴资本家，有几个没有从国家的政策漏洞里捞到钱、才积累了原始资本的？这也是本事和水平。不必愤怒和鄙夷，你咋就没有那个本事呢？你咋就没有那个机会呢？就算是有了那个机会，你会有那个胆量吗？
这就是命运。老天赋予的命运。
现在，思达纸业集团要改制，上报的改制计划是企业破产，员工工龄买断，之后企业整体出售。而接手方已经联系好了，是香港的一家叫做星光实业有限公司的企业。
市里对这件事讨论了几次，因为意见不统一，暂时还搁置着。市委书记李云是大力赞同的，因为这符合中央精神。可当时的市长周晓不同意，他觉得员工买断工龄，虽然符合国家政策，但买断工龄的员工就得到那么几吊钱，之后的生活就没了着落。推到社会，就是不稳定因素。事情就这么拖了下来。
国家的政策就是，职工买断工龄，之后失业回家。养老、医疗、取暖等等原来由企业承担的费用全都自担。这些人活得下来是幸运，活不下来就去死。没有人再管你。当然了，死恐怕都死不起，因为殡葬费用也高得吓人。
而这个政策的主要推进者就是国务院总理荣其行。这也就奠定了荣其行不管自身多么清廉，但他*死了不知道多少平民百姓，这个罪状足够他死后进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了。
都说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罪孽。而这次*迫数千万国企员工失业，走进了比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苦难的境地。这个罪孽比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只大不小。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有饭吃，国企员工失业真的是无产阶级，啥也没有。有技术或者年轻的还好，最受苦的就是那些年龄老不老、小不小而又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他们走还走不出去，留下来只能卖苦力。卖不了苦力的就得依靠积蓄勉强活着，大不了只能去死了。
思达改制只是整个西河市企业改制的刚刚开始。假如西河市，到处都是下岗工人，该如何办呢？就算他们大都有技术。可哪里有他们的用武之地呢？李国藩沉思着。临泉和新春以及外县的几个工业园区倒是可以安置一些人。但整个下岗工人队伍会达到恐怖的十三四万，这要安置起来就难了。
在此之前，李国藩已经搞明白了自己之所以被代表们推举为市长候选人的来龙去脉。原来，北山县一个老村支书，到过新春镇，并被新春镇的展惊得目瞪口呆。之后，他开始自办村里的企业，包括木器加工厂、削木片的加工厂和用锯末加工炭的车间，使村里渐渐富裕起来，劳动力也不用外出打工了，整个村子变得祥和安宁。
由此，他对新春镇和临泉市大为敬佩。对这一切的开创者李国藩简直达到了崇拜的程度。
不做企业不知道，这里的繁琐事务和需要协调的事情以及市场的开有着太多的困难，而李国藩能够把一个县搞到如此程度，老百姓安居乐业，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其中遇到的困难和面对的挑战实在是太大了。换句话说，李国藩能够把一个镇、一个县搞到如此程度，那么一个市他也应该搞得很好。就算达不到临泉的经济水平，也不会差得太多。
现在，这样的一个能人，却被安排搞公安，想想都生气。
偏巧，这次人代会上，这位老支书看到外来了一个市长，这个市长到底啥水平谁也不知道。而副市长候选人李国藩做了什么，达到了什么水平，为老百姓造了多少福大家都是清楚的。老头心里一怒：妈的，让老子来选举，还得投票，并且还得按照你们市里的意思来投，老子不愿意。靠！既然老子是人大代表，代表着人民的意愿，这次就体现人民意愿一把，市长就选李国藩。那个什么钱库，谁知道他到底咋样？凭什么选他呢？
于是，老头先串联北山的基层人大代表，又串联临泉和安远的人大代表，当然，老头都选择来自基层第一线的人员，没有和当官的说。
代表们谁不知道李国藩啊！钱库一点群众基础都没有，而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李国藩不但让老百姓富了，跟着他走的一班人，都有所进步；圈子里的朋友，生活都无后顾之忧。就连被枪毙的方振清老伴，都被李国藩安排进了国海集团，生活有了很好的保障。李国藩还为朋友们的展着想，成立了一个贸易公司，赚钱大家分。这样一心为了老百姓的好官，而且是有情有义的好官，不选他当市长，却要选什么狗屁钱库当市长，简直是倒行逆施，违背良心。
大家一拍即合，于是才有了联合签名，推举李国藩为市长候选人的情况出现。打了个省里、市里一个措手不及。连李国藩都乱了阵脚。
这一切并不是没有领队知道。可知道的领队，比如临泉市的党群书记，就把它直接当成了耳旁风，丝毫没有想过去和领导汇报。
李国藩的为人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恩怨分明却又胸怀大度。恩怨分明表现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胸怀大度表现在即便得罪他很深的人，最后也不会把人家一下子整死，除非你伤到他的尊严了。比如原来的县委书记宋涛，得罪李国藩够狠，李国藩采取的报复措施够阴，甚至把宋涛送进了监狱。但后来宋涛出狱，也真心改过，李国藩可以不计前嫌，聘请宋涛为北国草炭科技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实践证明，李国藩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毕竟宋涛接触的层面不同，眼界很高。出手自然不凡。草炭公司在他的管理之下，已经成为非常正规的上市公司，业内声誉一时无两。而对魏普丰这个敢于得罪他老婆麻**的家伙，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不但打掉了人家的四颗牙齿，还把人家的生意生生给夺过来一半。虽然没有置魏普丰于死地，可也够他喝一壶的了。
像涉及到李国藩自身利益的大事，比如这次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联名推举李国藩为市长，这些县里领队头头能躲多远就会躲多远。只要火烧不到身上，就完事大吉。将来市委追问起这件事，一个不知道就都搪塞过去了。市委顶多批评大家几句。再者说，就算李国藩当不上市长，人家也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离市长不过是一步之遥而已。得罪了他，无疑是自寻烦恼，给自己的前程下绊脚石。
抱了这个心态，大家就有点看热闹了。果不其然，热闹出来了。代表都有随众心理，李国藩一获合法提名，不用问，选票自然都会投给他。除了那些谨遵市里领导安排、必须把票投给钱库的除外。结果不用问，李国藩以高票成为市长。
现在，李国藩正坐在宽大的市长办公室里批阅着文件。
当年，这个办公室穆梁栋用过，那时李国藩来此，就为办公室的内敛而豪华非常吃惊。内敛是因为所有的装修都非常大气，不像企业老总的办公室那样张扬，装饰的东西很少；豪华是因为室内的所有装修可全都是真材实料，一丝一毫都不糊弄。而且生活设施非常完备。
而今，这间办公室又重新装修了一遍，办公桌椅全都换成了北山县木业有限公司特制的实木家具，办公自动化系统也全都是新的。就连里间的床和全套用品也都是新治备的。这些都是李国藩上任前市府办抢时间换的。因为钱库在这间办公室呆了几天，那时，包括办公桌椅也换了一遍。但可惜，他没有当上市长，走了。新市长自然不会用他留下的东西，又都换了新的。李国藩对此并不知情。
这一换，就是四五万元的财政支出。
外间是秘书室，在里面工作的是新调到市府办的副主任兼市长秘书韩瑞。
这个秘书李国藩使着顺手，又非常信任。自然新秘书非他莫属。同时，韩瑞还担任着政府办副主任的职务，这是市委组织部临时下的文件确认的。
年纪还不到三十岁，已经高升为副处级干部，韩瑞知道这一切都是李国藩带给他的。跟着李国藩的脚步前进，未来的路必定非常光明。
李国藩手里看的文件，就是一份企业改制的报告。
这是西河市的一家龙头企业之一西河市思达纸业集团。这家集团公司有八千多名员工，在国内纸行业中名声赫赫。集团的主导产品是工业用牛皮纸系列，以长安岭针叶木材和进口俄罗斯针叶纸材为主要原料来源。
由于国家天保工程的实施，木材的采伐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纸材的采伐量大幅减少，原料供应链出现了很大问题。企业连续四年亏损。员工开不出工资，企业资金流艰难维继，这一切都使得思达集团举步维艰。思达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下岗人员，成了不稳定因素。而思达集团也成了市里老大难单位之一，让市领导们头疼不已。
所谓天保工程，就是天然林保护工程。国家每年对长安岭下达的任务是用三个总量来控制着。一是采伐量，就是每年允许采伐的木材数量，这个数量里包括商品级原木和纸材、薪炭材；换言之，就是总的木材采伐量；二是销售量，因为长安岭的木材资源都是国有的，由两个省份的二十七家林业局管理。这些林业局的上头是林业总局。林业总局归省政府直接领导。而省林业厅对此没有管辖权。销售工作统一由省里下达任务给林业总局，林业总局再分配给各林业局。各林业局依据销售任务量进行销售，标是绝对不允许的。三是运输量。木材运输百分之八十是通过铁路运输的。还有百分之二十是通过水路运输。至于公路运输的量微乎其微。车皮由铁道部和铁路局根据销售量安排计划，水运也由航运管理局安排计划。
这三个总量把林业总局严格限制住了。使得他们必须执行国家的天保工程计划安排。国家当然也投入了天保工程资金，保证林业工人能够维持不死。
国家实施的这个浩大工程，实际上是在还债，还这么多年来拼命采伐欠下的大自然的债。其中的一些安排显然又被林业局掌权者利用控制了。木材短缺，成了掌权者们捞钱的门路，收受的贿赂和自行在外设置木材销售网点成了新的来钱道。一年大局长，进包五百万已成共识。
思达纸业集团原来使用的造纸材是国家计划调拨的。后来计划经济没有了，木材调拨自然也被取消。而纸业集团又欠林管局的款，所以，林管局要求纸业集团还款之后才能调拨新的造纸材给他们，变得天经地义。
但思达集团欠林业局的款已经有六七千万，纸行业又非常不景气，那里还得上啊！没办法，纸材的供应就得交给个体木材经营者来办了。
这些木材贩子神通广大，他们这边给林管局从上到下进行打点，大局长和销售局长收礼全都是不打捆的钱，十万打底。木材科长也得折半。而基层的检尺员则按照多检出的米数计提款项。就是说：五十立米的木材，最后报到林业局的四十八米，平均每车少算两米，每次五十个车皮，就有一百米的木材送给了贩子。而贩子会拿出这一百米总价的百分之三十奖励检尺员。这一百米价值三四万元，拿出来给检尺员的也有万元左右。
这还不算，在纸业集团，送给老总、经营副总、原料处长、计划员、原料场场长、结算室领导及结算员、入场原料检尺员又有一笔费用。老总副总和处长收的钱不比林业局的少。检尺员则按照多检出的米数计算奖金。嘿嘿！贩子是两头赚钱。
进厂的木材价格和结算方式讲究就太多了。
李国藩听说过这个集团的一些事。其中有个木材贩子，当然是自办个公司了。他们注册在临泉。在临泉倒也按章缴税，很规矩。主营业务就是给思达纸业集团供应木材。每年入厂的木材量是十五万立方米，利润体现在账面的就有五百万。实际收入千万。这还不算打点用的数百万。思达纸业每年要用木材六十万立方米，按此计算就要比从林业局自购木材多支出六七千万，正好可以还上全部欠款。而林业局也由于价格问题、被检尺员多付出的木材问题、等内木材变成了造纸材问题等等，少收入千万都不止。反正都是国家的钱，用不着自掏腰包，不赚白不赚。
其中最肥的，当然是贩子和林业局、纸业集团的领导们。想让他们再回到计划调拨那条路，恐怕谁也不干。
今日的富豪们，除了那些靠打拼和从事高科技的新兴资本家，有几个没有从国家的政策漏洞里捞到钱、才积累了原始资本的？这也是本事和水平。不必愤怒和鄙夷，你咋就没有那个本事呢？你咋就没有那个机会呢？就算是有了那个机会，你会有那个胆量吗？
这就是命运。老天赋予的命运。
现在，思达纸业集团要改制，上报的改制计划是企业破产，员工工龄买断，之后企业整体出售。而接手方已经联系好了，是香港的一家叫做星光实业有限公司的企业。
市里对这件事讨论了几次，因为意见不统一，暂时还搁置着。市委书记李云是大力赞同的，因为这符合中央精神。可当时的市长周晓不同意，他觉得员工买断工龄，虽然符合国家政策，但买断工龄的员工就得到那么几吊钱，之后的生活就没了着落。推到社会，就是不稳定因素。事情就这么拖了下来。
国家的政策就是，职工买断工龄，之后失业回家。养老、医疗、取暖等等原来由企业承担的费用全都自担。这些人活得下来是幸运，活不下来就去死。没有人再管你。当然了，死恐怕都死不起，因为殡葬费用也高得吓人。
而这个政策的主要推进者就是国务院总理荣其行。这也就奠定了荣其行不管自身多么清廉，但他*死了不知道多少平民百姓，这个罪状足够他死后进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了。
都说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罪孽。而这次*迫数千万国企员工失业，走进了比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苦难的境地。这个罪孽比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只大不小。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有饭吃，国企员工失业真的是无产阶级，啥也没有。有技术或者年轻的还好，最受苦的就是那些年龄老不老、小不小而又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他们走还走不出去，留下来只能卖苦力。卖不了苦力的就得依靠积蓄勉强活着，大不了只能去死了。
思达改制只是整个西河市企业改制的刚刚开始。假如西河市，到处都是下岗工人，该如何办呢？就算他们大都有技术。可哪里有他们的用武之地呢？李国藩沉思着。临泉和新春以及外县的几个工业园区倒是可以安置一些人。但整个下岗工人队伍会达到恐怖的十三四万，这要安置起来就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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