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黎海民驾到
1996年的波希米亚有一个多雪的冬天。
12月21日一大早我开着车一路打滑象蜗牛一样在雪地里慢慢爬到了布拉格机场——我的朋友黎海民今天要从雅典飞来。
我几乎一夜未睡。
他昨天从希腊打来电话告诉了我他乘的航班号码和到达时间——早上7点25分。我的车子化油器好像不大好天一冷就不好好着车。按这两天的温度我要是早晨醒来再去着车肯定走不了。怕误事儿我就隔两三个钟头去着一下车隔两三个钟头去着一下车哪里还能睡觉？
黎海民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我们共同度过了“文革”的悲惨岁月。他年龄已经不小了大约长我**岁的样子——文革前一年就考上大学了嘛。他家本来在北京他的父亲是1938年入党的干部大学文化在当时的干部队伍里可算是凤毛麟角因此被一位中央领导人看中调去做了秘书。不幸得很那位领导人在5o年代党内残酷斗争中倒了台从国务院副总理的位子上一个跟头栽到底儿文革一开始又锒铛入狱。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株连九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更何况秘书这样的幕僚了。黎海民的父亲被连降六级配到我们这个边疆大省做了一名小干部。按说日子也安稳此地民风淳厚不会冷眼看人。谁知没几年就爆了文化大革命好人都要脱层皮更不用说他这种底儿潮的人了。
凄惨和苦难人人都知道打住。
黎海民于“文革”中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个百八十人的农机厂做翻砂工。工人们更是质朴谁也不歧视这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大家跟他亲亲热热一家人似的。两年过去他竟把厂里最漂亮的女工娶回了家。要说他太太也真是好人在那种暗淡的岁月里谁还能指望他有出头的一天？厂革委会主任和工会主席都找他太太谈过话指出她的阶级立场没有站稳告诫她如果一意孤行她一生的前途就毁了。不仅永远不可能入党而且一遇政治运动就要当其冲地受到审查。
她不回头。
她说前途毁了就毁了吧不能入党就不入吧。我要是不嫁黎海民谁还会嫁他呢？他父亲是他父亲他是他。他不是坏人。他都笨成那样了能是坏人吗？她爱上黎海民似乎完全出于一种善良的本性一种怜悯——他什么也不会干什么也不想干除了一个人悄悄哭就是呆。她不忍看人痛苦便去安慰他讲故事给他听约他去看革命样板戏。和他一起跑腔跑调地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啊……”跟他一块儿去食堂吃饭——那时吃饭要粮票的还分粗粮细粮。每个人一个月有三斤细粮也就是白面其余都是粗粮玉米面、红薯面、高粱面什么的。她把细粮都给黎海民吃自己顿顿吃粗粮。
有一个星期天她来黎海民的宿舍帮他拆洗被子见他又在一个人流泪赶紧过来问他又怎么啦？没想到黎海民抓住她的手不放说你要是真可怜我就嫁给我！她愣了半天轻轻叹口气说好吧。
黎海民的感觉是幸福到顶儿啦再也不可能有新的幸福了。他清楚得很他爸爸的问题不同于我们这些人父亲的问题他爸爸是受老长的牵连而老长的案子是伟大领袖**御批的铁案！
除非乾坤倒转
除非红日西升
除非改朝换代
他这辈子根本不可能有出头之日。
能娶这样一位又漂亮又善良的女工人阶级做老婆还不算幸福到顶儿了吗？
新婚之夜黎海民泪流满面的搂着她说：“这辈子我是没指望了如果真有下辈子我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
太太斥责他：“又哭又哭那么大个男人泪水比尿还多。”
他们有了一个儿子过着平淡甚至有些拮据的生活但黎海民已经非常非常满意了。
可谁想到真的就天翻地覆了！
1976年1o月6日平地一声惊雷！
紧接着好消息接踵而来先是批判了两个凡是接着又是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黎海民的心里有了一丝希望。
1978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大批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纷纷得到平反昭雪黎海民父亲的老长再度复出。黎海民欢欣鼓舞他知道云消雾散的日子不远了——用不着老长说话老长的复出就说明父亲的问题全部是莫须有。他兴高采烈地对太太说：“等着瞧吧老爷子的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太太倒不觉得有什么解决不解决吧日子不还是照样过吗？当然老爷子的冤案应该得到平反也让革委会主任和工会主席看看我阶级立场到底站得稳不稳？
没过多长时间一份平反决定和一份任职决定几乎同时宣布：黎海民的父亲彻底平反就任省委秘书长。
黎海民告别了翻砂车间来到省广播电台当了记者。
那时我们这帮纨绔子弟整天无所事事却又兴奋得紧常常聚会当时还不懂走私贩私倒卖批文拉大旗做虎皮骗钱花只是痛饮啤酒后趁着三分醉意指点江山臧否人物人人都是一付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劲头儿狂妄得很——也难怪憋了十几年了不疯一阵子也收不了心性。
在聚会中屡出惊人之语的当属黎海民因为他是记者加上又有通天的关系经常有内部消息透露给我们。当时中央正在召开理论务虚会新观点不断提出他便不断给我们传达：
“东方红不能唱了这支歌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要唱东方红就不要唱国际歌。要唱国际歌就不要唱东方红。东方红说**是人民的大救星而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大海航行靠舵手也不能唱了这支歌颠倒了党和人民的关系。什么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人民是水**是鱼。”
“为**建立纪念堂完全是错误的且不说他当年也亲笔签字要求身后火化他一个人占这么大一个建筑不光脱离群众也脱离了与他几十年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为什么不能到八宝山跟战友们在一起呢？看了人民日报xxx副总理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了吗？第一句话就是敬爱的周总理生不争权死不占地。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深有同感尤其是对长时期的个人崇拜更是厌恶至极。按道理说我们都是**的世家子弟文革中曾高唱忠于**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现在竟一个个成了标准的持不同政见者。
真是物极必反。
我知道他的父亲比我们的父亲多倒了十年霉而且是**直接处理的案子他的怨气自然要比我们大一些。
可是想想建国后的这些事儿——批电影武训传为文字狱开端俞平伯惹祸马寅初遭殃梁漱溟被禁止说话胡风入狱丁玲被难反右派让几十万人同时闭嘴连战功赫赫的彭德怀都以言获罪。几亿人去打麻雀几亿人去炼钢党报上充斥着好大喜功的谎言伟大领袖开始为老百姓吃不了这么多粮食而愁一转眼就饿死了上千万人！而那些忠心耿耿维护神权的英雄豪杰呢？
在庐山时罗瑞卿晚上在路边（！）撒尿无意中看到了从彭德怀那里出来的周小舟等人立即呈上密报折子反党集团遂成铁案。
**在中央全会上痛斥彭德怀说他刘某人就是要对**个人崇拜。
陶铸写信给同道说我们**人对领袖的忠诚应该象旧式女子嫁人一样从一而终。
结果怎么样呢？罗瑞卿被逼得跳楼摔断了腿仍被用大筐抬去斗争；**赤身**的惨死在开封胡子和头都有一尺长；陶铸果然做了烈女在监狱里写下‘无情白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寒’这样凄惶无奈的诗句后与世长辞。想想这些真让人气短。那时我们都非常关心政治一本封面上印着“仅供中央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阅”的南斯拉夫老**人德热拉斯在铁托的狱中写就的《新阶级》几乎被我们翻烂。
然而黎海民很快便把自己的兴趣进行了战略转移转移到各式各样的女人身上。
那时我们还很正人君子远远不像后来那样放浪形骸。
我记得那是个五一节我们一群朋友在餐馆里聚会黎海民带来了几个打扮得很妖娆的女孩子。我们也并不是没有和女孩子一起喝过酒但那仅限于我们同样出身的姐妹在我们心中她们并没有太多异性的感觉——跟我们穿一样的皮夹克一样的洗得白的学生蓝和国防绿一样用大碗喝啤酒。这些女孩子不一样——她们抹着口红她们穿著高跟鞋上边穿著显示出腰肢和胸部的时装下边则是当时最时髦的喇叭裤。而且每人都是一头披肩。在当年的中国喇叭裤和披肩甚至比西单民主墙还让政府觉得离经叛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经向全世界广播了中国**北京市委员会的一个通告：不准穿喇叭裤和留披肩的人进入市委和市政府大门。接着还向全世界广播了一份什么青年组织的倡议书号召全体青年不穿喇叭裤不留披肩让帝修反的和平演变阴谋彻底破产。现在的青年人看了我这段描述可能会以为我是在呓语但我们确实从这样的时代走来。可笑的事情远不止这些在最得开放空气之先的广州市连文艺晚会歌手是站在麦克风前唱还是把麦克风拿在手中唱都成为严重的阶级斗争。以至于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哭笑不得说他不明白为什么站在那儿唱就是无产阶级而把麦克风拿在手里唱就成了资产阶级？最后他裁定想怎么唱就怎么唱。
还是说这几个女孩子吧。黎海民安排她们花插着坐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身边都坐着一个女孩子。气氛当然很热烈这些女孩子和我们娇滴滴地说话会假装生气又随即大笑会斜着眼睛看你一付烟视媚行的样子会撒娇会跺着脚喊“讨厌讨厌讨厌！”而这些我们的姐妹完全不会。
没有人再谈政治——我们太脆弱了。
当天下午黎海民同其中一个女孩子做了爱。当他炫耀般把这事儿告诉我们时我们都大吃一惊：这么迅？这么简单？这是犯法的呀！
从此我们都叫他西门大官人。
他得意地接受了这个绰号。
自从父亲平反复职黎海民便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乐天派到处都能听到他那哈哈的笑声。
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他的顶头上司——广播电台台长的公子不知为什么成了刑事犯他便来找我活动看是不是可以不判刑劳教几年算了。我老爸当时正分管公安说话当然是有份量的。他也许早在台长面前夸下海口说和我家关系如何如何之类。台长眉开眼笑如释重负赶快把这千斤重担放到了黎海民肩上。
他来跑过几次但那时的社会风气和现在不能比没人会为这种事讲话结果台长的公子被判了十年徒刑。有一天我偶然问起他这件事他说：“判刑了十年。***台长都不理我了。”然后哈哈大笑不止。
后来好一阵子听不到他的笑声了便打听原来他已经借调到北京去了在中国农民报当编辑。
我那时常到北京乱跑因为坐火车不用花钱——我们的一位朋友当时在铁路公安局工作任务是反修特实施方式是每周两次乘车去北京在北京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到了边境口岸二连浩特再返回来。
就这么点事儿。
我于是就跟着他往北京穷跑坐软卧吃大餐不用考虑钱的事儿。
听说他调到北京了我们几个朋友就决定去北京找他玩儿一起登上了反修列车。
到了先给他打电话约他中午出来吃饭。一听有饭局还是老朋友专程来北京请他吃饭乐得哈哈大笑。那时的饭菜真便宜东风市场二楼餐厅七八个人胡吃海塞一顿也就十几不到二十块钱。吃饱喝足没地儿去了黎海民说到我单位喝茶去。大家说好就一起去。他们那报社就在王府井大街上十几分钟就到了我记得是一个破院子和《新观察》好像在一起。
临进门儿黎海民就嘱咐我们说话小声点儿说是中午大家都在午睡。这我明白全世界就咱中国人睡眠不足一到中午就迷忽。党和政府一看也干不成别的就决定顺应民意一律开睡。进去一看果然大伙儿都在自个儿办公桌上趴着睡呢屋里只有一张行军床上面躺了个大肚子胖老头儿正咧着嘴一儿声高一声儿低的打鼾。黎海民说那是我们社长兼总编。条件儿实在够简陋的跟现在不能比。
黎海民给我们沏上茶就开始闲扯。他嘱咐我们说话小声儿自个儿却忘了说话比谁都声儿高。有同事表示抗议了说大中午的你们不能小点儿声儿？黎海民倒来劲了“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也不睁眼看看我行走江湖时的哥儿们来了能小声儿吗？”
那人再不说话又趴桌上了。
黎海民是个爱笑爱闹的人让他跟一帮朋友在一起而不笑不闹还不如让他去死。才片刻功夫他就和我们的执行反修特任务的警察朋友在宽敞的办公室里追逐起来。他绕着桌子跑一边跑还一边招他“来呀！来呀！”我们那朋友到底是警察几步就追上了黎海民双手往他肋间一抱他被碰到了痒痒肉哈哈大笑起来。朋友一看这招儿灵使足了力气挠他痒痒。他又蹦又跳最后一跃而起扑到胖总编肚子上一边大笑不止一边还四肢乱挣。
我们一齐拍手喝彩。
他因此失掉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
他毫无沮丧直接从北京去了广州在广东省外贸进出口公司做了个部门小经理。而且不光他去了太太也调去了在刚刚建成的白天鹅宾馆干一份闲差。我知道这一定是得了那位领导人的济他刚复出时在那里任过省委书记的。
从他到广州以后我们就难得见面了。我也去过几次广州可每次他偏偏都不在。后来听说他去了希腊财了。慢慢的大家都忙也就忘了这个人了。
1996年春天我回国组织集装箱他突然找上门儿来了。多年未见十分欢喜。问及他父母和太太情况才知道他父亲后来调任天津一所大学任校长长先是举家迁往天津后来老爸又调商业部任职全家又迁往北京。如今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还十分硬朗在北京孀居。太太一个人在广州工作儿子今年高考目标是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又瞎扯了一气他突然提出要去布拉格展希望我能给他邀请书并做经济担保。我说你在希腊好好的到捷克干什么？希腊怎么说也是老牌资本主义又是人类文明祥地之一难道不比捷克好？
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我也压根儿没往心里去。
几天以后我有事匆匆去了北京在一家宾馆住着。黎海民脚跟脚也来了他家在北京可天天到我这儿来蹭饭。有时我一大早出去办事中午回来得晚一进大堂准能看见他在沙里坐着。见我进来欢喜得很我赶紧招呼他去餐厅吃饭。有时我已经吃过了怕他一个人吃不好意思还得再陪他吃点弄得胃胀不已。
有一天中午没回来在外面请人吃饭。晚上回来可真迟了已经快十点了。我想他一定不在了也不知午饭和晚饭在哪儿吃的还挺惦记。
下了TaxI正要进宾馆忽然看见黑地儿里坐着一个人正在哈哈得笑。不用问肯定没吃饭赶紧带他到宾馆旁边一个小饭馆儿吃饭。吃罢饭他抹抹嘴便告辞说得紧走家里那电梯十一点停他家住十七层。
第二天我正睡懒觉呢他来了进门就嚷说你可真舒服我昨天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三分钟生生爬了十七层楼梯差点休克。
不久我就回布拉格了他打过几次电话还是要我给他邀请。我心说你来干嘛？在布拉格我可没工夫天天招呼你吃喝。胡乱应付着没当回事儿。
可谁想到他从希腊打来电话马上就来了。
12月21日一大早我开着车一路打滑象蜗牛一样在雪地里慢慢爬到了布拉格机场——我的朋友黎海民今天要从雅典飞来。
我几乎一夜未睡。
他昨天从希腊打来电话告诉了我他乘的航班号码和到达时间——早上7点25分。我的车子化油器好像不大好天一冷就不好好着车。按这两天的温度我要是早晨醒来再去着车肯定走不了。怕误事儿我就隔两三个钟头去着一下车隔两三个钟头去着一下车哪里还能睡觉？
黎海民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我们共同度过了“文革”的悲惨岁月。他年龄已经不小了大约长我**岁的样子——文革前一年就考上大学了嘛。他家本来在北京他的父亲是1938年入党的干部大学文化在当时的干部队伍里可算是凤毛麟角因此被一位中央领导人看中调去做了秘书。不幸得很那位领导人在5o年代党内残酷斗争中倒了台从国务院副总理的位子上一个跟头栽到底儿文革一开始又锒铛入狱。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株连九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更何况秘书这样的幕僚了。黎海民的父亲被连降六级配到我们这个边疆大省做了一名小干部。按说日子也安稳此地民风淳厚不会冷眼看人。谁知没几年就爆了文化大革命好人都要脱层皮更不用说他这种底儿潮的人了。
凄惨和苦难人人都知道打住。
黎海民于“文革”中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个百八十人的农机厂做翻砂工。工人们更是质朴谁也不歧视这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大家跟他亲亲热热一家人似的。两年过去他竟把厂里最漂亮的女工娶回了家。要说他太太也真是好人在那种暗淡的岁月里谁还能指望他有出头的一天？厂革委会主任和工会主席都找他太太谈过话指出她的阶级立场没有站稳告诫她如果一意孤行她一生的前途就毁了。不仅永远不可能入党而且一遇政治运动就要当其冲地受到审查。
她不回头。
她说前途毁了就毁了吧不能入党就不入吧。我要是不嫁黎海民谁还会嫁他呢？他父亲是他父亲他是他。他不是坏人。他都笨成那样了能是坏人吗？她爱上黎海民似乎完全出于一种善良的本性一种怜悯——他什么也不会干什么也不想干除了一个人悄悄哭就是呆。她不忍看人痛苦便去安慰他讲故事给他听约他去看革命样板戏。和他一起跑腔跑调地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啊……”跟他一块儿去食堂吃饭——那时吃饭要粮票的还分粗粮细粮。每个人一个月有三斤细粮也就是白面其余都是粗粮玉米面、红薯面、高粱面什么的。她把细粮都给黎海民吃自己顿顿吃粗粮。
有一个星期天她来黎海民的宿舍帮他拆洗被子见他又在一个人流泪赶紧过来问他又怎么啦？没想到黎海民抓住她的手不放说你要是真可怜我就嫁给我！她愣了半天轻轻叹口气说好吧。
黎海民的感觉是幸福到顶儿啦再也不可能有新的幸福了。他清楚得很他爸爸的问题不同于我们这些人父亲的问题他爸爸是受老长的牵连而老长的案子是伟大领袖**御批的铁案！
除非乾坤倒转
除非红日西升
除非改朝换代
他这辈子根本不可能有出头之日。
能娶这样一位又漂亮又善良的女工人阶级做老婆还不算幸福到顶儿了吗？
新婚之夜黎海民泪流满面的搂着她说：“这辈子我是没指望了如果真有下辈子我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
太太斥责他：“又哭又哭那么大个男人泪水比尿还多。”
他们有了一个儿子过着平淡甚至有些拮据的生活但黎海民已经非常非常满意了。
可谁想到真的就天翻地覆了！
1976年1o月6日平地一声惊雷！
紧接着好消息接踵而来先是批判了两个凡是接着又是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黎海民的心里有了一丝希望。
1978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大批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纷纷得到平反昭雪黎海民父亲的老长再度复出。黎海民欢欣鼓舞他知道云消雾散的日子不远了——用不着老长说话老长的复出就说明父亲的问题全部是莫须有。他兴高采烈地对太太说：“等着瞧吧老爷子的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太太倒不觉得有什么解决不解决吧日子不还是照样过吗？当然老爷子的冤案应该得到平反也让革委会主任和工会主席看看我阶级立场到底站得稳不稳？
没过多长时间一份平反决定和一份任职决定几乎同时宣布：黎海民的父亲彻底平反就任省委秘书长。
黎海民告别了翻砂车间来到省广播电台当了记者。
那时我们这帮纨绔子弟整天无所事事却又兴奋得紧常常聚会当时还不懂走私贩私倒卖批文拉大旗做虎皮骗钱花只是痛饮啤酒后趁着三分醉意指点江山臧否人物人人都是一付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劲头儿狂妄得很——也难怪憋了十几年了不疯一阵子也收不了心性。
在聚会中屡出惊人之语的当属黎海民因为他是记者加上又有通天的关系经常有内部消息透露给我们。当时中央正在召开理论务虚会新观点不断提出他便不断给我们传达：
“东方红不能唱了这支歌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要唱东方红就不要唱国际歌。要唱国际歌就不要唱东方红。东方红说**是人民的大救星而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大海航行靠舵手也不能唱了这支歌颠倒了党和人民的关系。什么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人民是水**是鱼。”
“为**建立纪念堂完全是错误的且不说他当年也亲笔签字要求身后火化他一个人占这么大一个建筑不光脱离群众也脱离了与他几十年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为什么不能到八宝山跟战友们在一起呢？看了人民日报xxx副总理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了吗？第一句话就是敬爱的周总理生不争权死不占地。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深有同感尤其是对长时期的个人崇拜更是厌恶至极。按道理说我们都是**的世家子弟文革中曾高唱忠于**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现在竟一个个成了标准的持不同政见者。
真是物极必反。
我知道他的父亲比我们的父亲多倒了十年霉而且是**直接处理的案子他的怨气自然要比我们大一些。
可是想想建国后的这些事儿——批电影武训传为文字狱开端俞平伯惹祸马寅初遭殃梁漱溟被禁止说话胡风入狱丁玲被难反右派让几十万人同时闭嘴连战功赫赫的彭德怀都以言获罪。几亿人去打麻雀几亿人去炼钢党报上充斥着好大喜功的谎言伟大领袖开始为老百姓吃不了这么多粮食而愁一转眼就饿死了上千万人！而那些忠心耿耿维护神权的英雄豪杰呢？
在庐山时罗瑞卿晚上在路边（！）撒尿无意中看到了从彭德怀那里出来的周小舟等人立即呈上密报折子反党集团遂成铁案。
**在中央全会上痛斥彭德怀说他刘某人就是要对**个人崇拜。
陶铸写信给同道说我们**人对领袖的忠诚应该象旧式女子嫁人一样从一而终。
结果怎么样呢？罗瑞卿被逼得跳楼摔断了腿仍被用大筐抬去斗争；**赤身**的惨死在开封胡子和头都有一尺长；陶铸果然做了烈女在监狱里写下‘无情白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寒’这样凄惶无奈的诗句后与世长辞。想想这些真让人气短。那时我们都非常关心政治一本封面上印着“仅供中央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阅”的南斯拉夫老**人德热拉斯在铁托的狱中写就的《新阶级》几乎被我们翻烂。
然而黎海民很快便把自己的兴趣进行了战略转移转移到各式各样的女人身上。
那时我们还很正人君子远远不像后来那样放浪形骸。
我记得那是个五一节我们一群朋友在餐馆里聚会黎海民带来了几个打扮得很妖娆的女孩子。我们也并不是没有和女孩子一起喝过酒但那仅限于我们同样出身的姐妹在我们心中她们并没有太多异性的感觉——跟我们穿一样的皮夹克一样的洗得白的学生蓝和国防绿一样用大碗喝啤酒。这些女孩子不一样——她们抹着口红她们穿著高跟鞋上边穿著显示出腰肢和胸部的时装下边则是当时最时髦的喇叭裤。而且每人都是一头披肩。在当年的中国喇叭裤和披肩甚至比西单民主墙还让政府觉得离经叛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经向全世界广播了中国**北京市委员会的一个通告：不准穿喇叭裤和留披肩的人进入市委和市政府大门。接着还向全世界广播了一份什么青年组织的倡议书号召全体青年不穿喇叭裤不留披肩让帝修反的和平演变阴谋彻底破产。现在的青年人看了我这段描述可能会以为我是在呓语但我们确实从这样的时代走来。可笑的事情远不止这些在最得开放空气之先的广州市连文艺晚会歌手是站在麦克风前唱还是把麦克风拿在手中唱都成为严重的阶级斗争。以至于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哭笑不得说他不明白为什么站在那儿唱就是无产阶级而把麦克风拿在手里唱就成了资产阶级？最后他裁定想怎么唱就怎么唱。
还是说这几个女孩子吧。黎海民安排她们花插着坐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身边都坐着一个女孩子。气氛当然很热烈这些女孩子和我们娇滴滴地说话会假装生气又随即大笑会斜着眼睛看你一付烟视媚行的样子会撒娇会跺着脚喊“讨厌讨厌讨厌！”而这些我们的姐妹完全不会。
没有人再谈政治——我们太脆弱了。
当天下午黎海民同其中一个女孩子做了爱。当他炫耀般把这事儿告诉我们时我们都大吃一惊：这么迅？这么简单？这是犯法的呀！
从此我们都叫他西门大官人。
他得意地接受了这个绰号。
自从父亲平反复职黎海民便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乐天派到处都能听到他那哈哈的笑声。
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他的顶头上司——广播电台台长的公子不知为什么成了刑事犯他便来找我活动看是不是可以不判刑劳教几年算了。我老爸当时正分管公安说话当然是有份量的。他也许早在台长面前夸下海口说和我家关系如何如何之类。台长眉开眼笑如释重负赶快把这千斤重担放到了黎海民肩上。
他来跑过几次但那时的社会风气和现在不能比没人会为这种事讲话结果台长的公子被判了十年徒刑。有一天我偶然问起他这件事他说：“判刑了十年。***台长都不理我了。”然后哈哈大笑不止。
后来好一阵子听不到他的笑声了便打听原来他已经借调到北京去了在中国农民报当编辑。
我那时常到北京乱跑因为坐火车不用花钱——我们的一位朋友当时在铁路公安局工作任务是反修特实施方式是每周两次乘车去北京在北京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到了边境口岸二连浩特再返回来。
就这么点事儿。
我于是就跟着他往北京穷跑坐软卧吃大餐不用考虑钱的事儿。
听说他调到北京了我们几个朋友就决定去北京找他玩儿一起登上了反修列车。
到了先给他打电话约他中午出来吃饭。一听有饭局还是老朋友专程来北京请他吃饭乐得哈哈大笑。那时的饭菜真便宜东风市场二楼餐厅七八个人胡吃海塞一顿也就十几不到二十块钱。吃饱喝足没地儿去了黎海民说到我单位喝茶去。大家说好就一起去。他们那报社就在王府井大街上十几分钟就到了我记得是一个破院子和《新观察》好像在一起。
临进门儿黎海民就嘱咐我们说话小声点儿说是中午大家都在午睡。这我明白全世界就咱中国人睡眠不足一到中午就迷忽。党和政府一看也干不成别的就决定顺应民意一律开睡。进去一看果然大伙儿都在自个儿办公桌上趴着睡呢屋里只有一张行军床上面躺了个大肚子胖老头儿正咧着嘴一儿声高一声儿低的打鼾。黎海民说那是我们社长兼总编。条件儿实在够简陋的跟现在不能比。
黎海民给我们沏上茶就开始闲扯。他嘱咐我们说话小声儿自个儿却忘了说话比谁都声儿高。有同事表示抗议了说大中午的你们不能小点儿声儿？黎海民倒来劲了“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也不睁眼看看我行走江湖时的哥儿们来了能小声儿吗？”
那人再不说话又趴桌上了。
黎海民是个爱笑爱闹的人让他跟一帮朋友在一起而不笑不闹还不如让他去死。才片刻功夫他就和我们的执行反修特任务的警察朋友在宽敞的办公室里追逐起来。他绕着桌子跑一边跑还一边招他“来呀！来呀！”我们那朋友到底是警察几步就追上了黎海民双手往他肋间一抱他被碰到了痒痒肉哈哈大笑起来。朋友一看这招儿灵使足了力气挠他痒痒。他又蹦又跳最后一跃而起扑到胖总编肚子上一边大笑不止一边还四肢乱挣。
我们一齐拍手喝彩。
他因此失掉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
他毫无沮丧直接从北京去了广州在广东省外贸进出口公司做了个部门小经理。而且不光他去了太太也调去了在刚刚建成的白天鹅宾馆干一份闲差。我知道这一定是得了那位领导人的济他刚复出时在那里任过省委书记的。
从他到广州以后我们就难得见面了。我也去过几次广州可每次他偏偏都不在。后来听说他去了希腊财了。慢慢的大家都忙也就忘了这个人了。
1996年春天我回国组织集装箱他突然找上门儿来了。多年未见十分欢喜。问及他父母和太太情况才知道他父亲后来调任天津一所大学任校长长先是举家迁往天津后来老爸又调商业部任职全家又迁往北京。如今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还十分硬朗在北京孀居。太太一个人在广州工作儿子今年高考目标是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又瞎扯了一气他突然提出要去布拉格展希望我能给他邀请书并做经济担保。我说你在希腊好好的到捷克干什么？希腊怎么说也是老牌资本主义又是人类文明祥地之一难道不比捷克好？
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我也压根儿没往心里去。
几天以后我有事匆匆去了北京在一家宾馆住着。黎海民脚跟脚也来了他家在北京可天天到我这儿来蹭饭。有时我一大早出去办事中午回来得晚一进大堂准能看见他在沙里坐着。见我进来欢喜得很我赶紧招呼他去餐厅吃饭。有时我已经吃过了怕他一个人吃不好意思还得再陪他吃点弄得胃胀不已。
有一天中午没回来在外面请人吃饭。晚上回来可真迟了已经快十点了。我想他一定不在了也不知午饭和晚饭在哪儿吃的还挺惦记。
下了TaxI正要进宾馆忽然看见黑地儿里坐着一个人正在哈哈得笑。不用问肯定没吃饭赶紧带他到宾馆旁边一个小饭馆儿吃饭。吃罢饭他抹抹嘴便告辞说得紧走家里那电梯十一点停他家住十七层。
第二天我正睡懒觉呢他来了进门就嚷说你可真舒服我昨天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三分钟生生爬了十七层楼梯差点休克。
不久我就回布拉格了他打过几次电话还是要我给他邀请。我心说你来干嘛？在布拉格我可没工夫天天招呼你吃喝。胡乱应付着没当回事儿。
可谁想到他从希腊打来电话马上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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